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1960年的79%递减至1991年的48%，继而递减至2018年的37%。同时，日本的粮食安全排名不降反升，可见海外农业在日本的粮食安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环球》杂志记者/杨汀（发自东京）

日本国土面积不大，粮食自给率不高，但在国际知名智库发布的报告中，日本粮食安全排名却高于中国。有专家认为，这源于日本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较早，政府支持，民间（贸易公司、银行和投资机构）积极，与ODA（政府开发援助）联动，注重投资对象当地接受度和国际舆论，等等。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最新资料，2018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为37%（包括饲料用粮在内的粮食总体自给率）。另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8年《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日本在被评估的全球113个国家中，粮食安全排名第18，而中国排名第46。

关于日本的粮食安全战略，日本经济新闻前编委、农林水产问题专家山形健介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由于地窄人多、无法开展大规模农业，二战前就开始向南美洲一些国家派遣农场工人和致力于进口农产品。二战后，日本人口剧增、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粮食需求大增。而同时由于城镇化迅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本国农业的供给能力愈加不足，日本加大了农业对外投资和农产品进口。”

此后，以1973年美国限制出口大豆、粮食等为契机，日本痛感应该拓宽粮食安全保障渠道，以在粮食出口大国灾害减产、市场波动时应对自如，于是进一步追加了对南美和亚洲国家的农业投资，并逐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

从农林水产省发布的日本食料自给率推移表可以发现，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1960年的79%递减至1991年的48%，继而递减至2018年的37%。同时，日本的粮食安全排名不降反升，从2016年到2018年上升了5个名次，可见海外农业在日本的粮食安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99年日本制定和公布了《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2001年又出台了该法的实施规划，对海外农业加大支持力度，促进海外农业投资。2007~2008年国际粮食价格创历史新高之后，日本于2010年、2015年两次对该法进行修改，2009年还专门颁布了《有关粮食和食品安保的海外投资促进法》。后者中规定的措施主要包括：整备投资环境，包括缔结投资协定等；与ODA联动，整备生产、流通的基础设施；构建官民联合的模式；活用贸易保险；提供农业技术支援和开展技术研究合作；提供农业投资相关信息，等等。

山形健介对记者说，日本海外农业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在海外建立子公司或合资公司直接或间接进行粮食生产；通过农业技术支援、物流等一体化的供应链，既保障本国粮食安全，又能提供给当地食品和餐饮业；大贸易公司基本都有一部分海外粮食业务。

据农林水产省2016年发布的《海外农业投资状况报告》：日本企业对海外农业投资关心程度高；对生产以及扩大出口最关心的对象国家是巴西、阿根廷；考虑以巴拉圭、乌拉圭作为在巴西和亚洲农业投资的补充；未来可望发展对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的投资。不过，类似上述关于农业对外投资的资料多为抽象内容，关于日本海外购地或租地的面积等无可靠的具体数据可查。

关于近年日本大笔农业投资实例，据农林水产省2016年发布的报告，包括2013年丸红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融资，收购了拥有全美第三大粮食流通网的加维隆公司；2010年、2014年丸红先后与俄罗斯4家谷物运输和港湾物流公司签约合作；三菱商事2013年对巴西谷物商格洛伯的控股比例达到80%，将其变为子公司；2011年两家日企参股中国中粮集团旗下的肉类食品企业，并与该公司签订大豆供应订单；伊藤忠商事2015年对巴西的谷物批发、运输和大豆种子研发、销售公司出资。不过，农林水产省、国际协力银行以及上述企业的网站，对上述项目的具体规模、面积及产量没有提及。

日本的海外农业投资得到农林水产省、外务省、国际协力银行等政府机构的支持，不过在融资方面更多的是民间大银行与企业合作——银行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据农林水产省2016年发布的报告，国际协力银行、三菱东京UFJ、瑞穗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等都是大贸易公司海外农业投资的大“金主”。

山形健介说，日本海外农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保障粮食安全，同时也有“做生意”的一面，此外农业水产省还强调“负责任的国际农业投资”“投资对象国、包括小农在内的当地人、投资者三方受益”等原则。山形说，以2007~2008年粮食价格猛涨为契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投资也剧增，这被一些媒体报道为“农地争夺战”。201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4个国际机构联合制定了“负责任的国际农业投资”原则，日本也在海外农业投资时开始更注重当地接受度和国际舆论。

2014年，农林水产省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委员会总会上通过的原则进一步细化，对日本海外农业投资提出了10条原则和“指南”：贡献于食料安保和营养；保全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管理，加强海外投资的强韧性，降低灾害风险；贡献于可持续的、总括性的经济开发和扶贫；尊重文化遗产和传统知识的多样性以及技术革新；促进文化属性平等和女性权利；促进安全健康的农业与食品体系；促进年轻人参与农业；构建综合、透明的管理体系和投诉体系；尊重土地所有制以及对渔业、森林、水资源的利用原则；履行环境评估和说明责任。

来源：2020年5月2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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