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称诸葛亮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可见其地位极高。然而，历史重顾，诸葛亮作为蜀汉的宰相，在管理上还是犯了当下领导人常犯的管理失误。

三国时期，诸葛亮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鞠躯尽瘁，死而后已”，使他成为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加之他本性谨慎，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主要领导者之一，数伐曹魏，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是封建中国士子“为师”、“为将”、“为相”的完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化身。
诸葛亮一生辉煌，鲜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然而，为什么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最先灭亡？细读《三国演义》及《三国志》后不难发现，诸葛亮也有不审时度势、穷兵黩武、用人失误等多方面的缺憾。
领导对组织管理的好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目标的领跑者。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诸葛亮在领导行为上的战略失误、自知不足、不善育才、不当用人、不善授权、不善纳谏等领导过失，导致蜀汉最先灭亡。诸葛亮的种种管理失误为现代中高层管理者带来诸多启示。

战略是指组织发展的全局方略，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大方针与计划，正确的战略是组织走向成功的前提。诸葛亮在隆中制订三分天下的战略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后荆州战略失误为蜀汉灭亡埋下失败种子。

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处要冲，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需先占据荆州。诸葛亮以惊人的智慧，绝妙的策划，在赤壁大战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并以此为基地，随后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隆中战略，实现三分天下的局势。

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当四川吃紧时，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守荆州责任重大，关羽接印，诸葛亮擎着不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半天。这一动作表现了诸葛亮的忧虑，他清楚关羽的致命要害，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一再告诫关羽，最后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亮对当时局势估计严重不足。

最后做出令关羽攻打樊城的决定，结果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执意出川讨伐不该讨伐的东吴，破坏联吴抗曹战略决策，诸葛亮仅点到为止也没有拒理力谏，以致刘备之败。本来刘备进位汉中王后，诸葛亮应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诸葛亮战略失误，使荆州地失人亡，因而夭折了隆中战略。

纵观荆州之失全过程，关羽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领导责任应由诸葛亮承担，诸葛亮一生事业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与荆州战略失误存在直接的关系，荆州地失人亡标志着蜀汉由盛转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意失荆州”。

宋朝司马光说：“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诸葛亮朋友司马徽也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天”则是历史规律，只有遵循，无法抗拒。首先，诸葛亮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与环境的自知，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已不存在：

1.三国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

失荆州及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统一天下已不可能。

2.对手十分强大

仅以一对手司马懿为例，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

3.蜀魏百姓均已厌战

长年战争难得一时平静，而诸葛亮却要连年北伐，也是逆天而行。其次，诸葛亮对自身认识不足。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之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连连失败，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的命运。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才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是借助别人的力量。

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给西蜀带来一次次的致命打击。

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曰：蒋琬、费一“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薄”，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前已论述，诸葛亮非常清楚荆州之重要，然而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的严重估计不足，做出关羽守荆州，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但因此把马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庸才”的代名词，是不公正。马谡是个人才，街亭之战以前，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下过大功，比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而诸葛亮却把他推到了主将的位置，而且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刘恒皇帝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史记。陈平传》）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赏罚是领导的重要手段，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强化正义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贵信，罚贵必，赏罚应公平。

诸葛亮赏罚不明：

首先，罚不平。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事先立下军令状，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赎罪”，诸葛亮就饶了关羽，放纵了关羽，以致后有荆州之败。

其次，赏不信。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在视察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亲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府库。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固执、独断专行用个人爱将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撤退，本应是有功将领，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即使知道了实情，诸葛亮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可见，诸葛亮赏罚不明。

政军统帅的诸葛亮不善于纳谏，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以致做出多次错误决策：

第一，平定南中时，诸葛亮开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待遇到严重阻力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第二，北伐时，大臣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宁肯不用国内有才之人，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

第三，北伐时“数有战功”的魏延亦提出过亲带精兵五千奇袭长安，率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以后也一直不纳魏延之建议。

第四，马谡是诸葛亮深为器重提拔的青年将领，刘备生前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第一次北伐，“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宿将魏延、吴懿”等将领，而诸葛亮却拒“众意”，固执地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惨败，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

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对蜀汉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没有把国家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当然蜀汉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