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作为一种新的乡村社会发展形态，是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持续性拓展。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概念。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文件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其他政策文件请看下文）。

数字乡村建设行动的本质是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借由网络空间即卡斯特所言的“流动空间”内无时间性之信息流动，实现城与乡、区域与整体在场与缺场等空间的资源流动与整合，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是说，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大力发展数字农业。

2019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2019年12月，由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农业农村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编制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在2019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论坛上发布。

202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2020年1月，农业农村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对新时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作出明确部署。

2020年5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了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目标，部署了8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

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2021年9月，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的通知，要求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稳步有序推进，合理设置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杜绝搞大融资、大拆建、大开发。

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赋能作用，加快构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数字经济体系，构建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治理体系，不断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2022年9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提出了数字乡村标准体系框架，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建设路径，进一步优化标准规划布局，突出标准有效供给，强化标准应用实施，为标准化建设引领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保障。

2023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深入实施“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等模式，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

2023年4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部署了10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

2024年4月，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乡村建设治理数字化、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乡村数字文化、智慧绿色乡村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内容、丰富案例，更好地指导各地建设数字乡村。

2024年5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要求以信息化驱动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农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文件部署了9个方面28项重点任务。

自2018年起多项政策的助推引发了数字乡村建设大潮，也加速了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范围的应用与推广。

在数字中国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数字农业、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农村地区网络接入条件已基本完善，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截止2022年底，农村地区的手机用户规模已达到2.90亿，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为56.9%；5G网络覆盖所有县城城区，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通5G”。乡村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农村电商继续保持乡村数字经济“领头羊”地位，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3.6%。从2022年试行开展的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看，智慧农业建设快速起步，农业生产信息化率提升至25.4%；数字惠民服务扎实推进，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增至4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6.0%。

当前，全国各地基于自然、人文、产业等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加快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并涌现出一批乡村数字化转型先行经验和典型模式。

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融合应用，极大促进了农业产业数字化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数字引领乡村生产发展的典型案例，如，内蒙古扎赉特旗的“智慧”稻米、浙江临安区的山核桃“产业大脑”、浙江象山县的“红美人”数字化、安徽长丰县的“草莓之乡”数字化、浙江桐乡市的种苗数字化、山东高青县的黑牛数字化等。

1、基本路径。一般而言，其基本路径主要为：农田信息数字化监测、农田生产自动化管理、畜牧业数字化管控、渔业数字化管服、农业数字化工厂、农业数字化服务体系、农产品质量追溯数字化等。进一步地，其呈现为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特别是各地特色农业产业）生产经营的横向各领域和纵向产业链各环节构成的丰富应用场景，这些场景不仅包括特色农业的生产环节，还包括物流环节、营销环节和金融环节等。而当前较高水平的则表现为农业数字化工厂，即设施农业和数字农业所集成建构的应用场景形态。

2、发展机理。总体而言，其发展机理主要体现在：其一，数字农业发展的前提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实现路径应在经济性考量下新建信息基础设施，或对已有基础设施进行信息化改造和利用。其二，数字农业发展必须要根据国情农情、产业结构、场景需要加快推进算法的开发，更要为算法提供丰沛、高质量的数据，从而为数字农业构建智慧优势提供算法支撑。其三，数字农业发展必须推进应用软件的开发，并且注重应用软件使用界面的便捷性和友好性。其四，数字农业发展需要在政策层面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五，应充分激发农业生产主体、服务商等的积极性，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实现数字农业的持续运营和有效发展。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且以电商形态由城及乡扩散，无论是“数商兴农”或是“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再或是农产品电商直采、定制生产、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等，都出现了诸多数字带动乡村营销类典型案例。如，江苏睢宁县的“沙集模式”、浙江遂昌县的“遂昌模式”、山东曹县的淘宝村集群、浙江义乌市的小商品营销数字化、河北南和区的宠物食品产业数字化、河北肃宁县的乡村轻工业互联网化等。

1、基本路径。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夯实乡村电商发展基础；制定产品标准体系，助力乡村产品品质提升；开展品牌开发运营，打响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应用电商新兴方式，提升农村产品营销效能；建设电商产业园区，促进农村电商集聚发展；加强电商人才培养，强化农村电商人才支撑；构建运营服务平台，提供农村电商服务保障；等。而就乡村数商而言，一切数字技术应用的乡村市场营销领域，皆为场景。大体来看，乡村数商应用场景包括农产品及衍生品电商化、乡镇工业品电商化、乡村电商产业集群化、乡村农文旅数字化等。

2、发展机理。其一，技术的赋能效应。数字技术的出现，在生产和消费层面都引致了新的利益空间，促使了农村传统产业形态迈向电商产业形态。其二，致富的示范效应。在电商发展过程中，追随者看到利益空间，将消除其对风险的害怕而采取模仿行为，从而为农村电商蓬勃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其三，知识的扩散效应。追随者通过模仿、学习，发展农村电商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断迈向成熟，为各类主体投身农村电商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基础。同时，这种知识扩散效应的圈层式传播，会在致富的示范效应下得以进一步加速。其四，产业的集聚效应。电商发展会驱动相关的主体、资源、产业、技术等要素向特定地理空间聚集，形成特性显著的规模产业或者产业集群。其五，业态的拓展效应。数字经济及农村电商进一步激发了“云农场”、乡村休闲旅游、互联网+农业、乡村直播等乡村新业态。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如，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智慧党建、浙江龙游县的“龙游通”、浙江建德市的“建村钉”、湖北宜城市的“百姓通”、上海宝山区的“社区通”、河南长垣市的“长垣微脑”+微警局、浙江开化县的空间治理数字化、浙江湖州德清县的“数字乡村一张图”等。

1、基本路径。数字党建，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村务管理，数字技术激活内生动力；综合监管，精准增强综治应急效能；环境整治，智能监测打造美丽家园等。就其应用场景而言，数字党建主要体现在党务管理、党建宣传、党员教育等方面数字化；村务管理数字化主要体现在村务财务公开信息化、村民议事在线化、村务监督数字化、村民激励积分化等方面；综合监管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基层网格治理、社会治安防控、流动人口管理、消防安全管理、乡村法治建设、乡村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乡村公共卫生安全防控等方面数字化；环境整治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国土空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综合监测、农业投入品追溯管理等方面数字化。

2、发展机理。其一，管服一体，集成融合多重复合功能。乡村数字治理能有效融合管理与服务职能，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稳固运行、乡村社会风险主动应对、乡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继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其二，整体协同，以流程再造重塑治理结构。乡村数字治理以民众需求为导向，推动服务和治理的下沉，促进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腿、条块分割向整体协同的转变。其三，精准闭环，全链条治理走向精密智控。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治理目标，精确识别治理问题，实现对乡村的精密智控。其四，空间重构，治理主体互动规范权力运行。通过数字治理平台组建不同类型的虚拟群组，实现乡村治理走向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形态。其五，数据决策，循数治理提升治理决策科学性。通过数字技术汇集整合民情数据，可以实现数字决策，增强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数字服务乡村生活，即利用数字技术手段实现乡村生活的数字化和智慧化转型。如，江苏张家港市的“一网通办”、浙江安吉县的公共服务数字化、新疆吉木乃县的教育信息化、重庆市忠县的乡村教育数字化、重庆市大足区的智慧养老模式、浙江衢江区的“医共体”建设、陕西省镇巴县的“数字乡村+健康”等。

数字服务乡村生活广义上大致涵盖乡村数字化服务、乡村数字化消费、乡村数字化文化等方面。其一，乡村数字化服务是狭义上的数字服务乡村生活，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由政府主导提供、社会参与运营，致力于提升乡村居民在办事、教育、医健、养老等领域的便捷性和获得感。就其应用场景，政务服务数字化主要体现在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数字化政务服务下沉延伸、覆盖乡村全域的智能感知体系等方面；乡村教育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完善农村地区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打造基础教育数字化平台、建设多样态课程数字化资源、农村社区教育数字化、农村本土文化数字化、农村教育公共服务人才培训等方面；乡村医健数字化主要体现在医联体建设、互联网医院建设、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医疗服务流程数字化再造、建立农户健康信息库和电子档案、乡村医疗健康培训和科普、乡村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等方面；乡村养老数字化主要体现在设置基于智能物联的养老装置环境、搭建智慧养老（或加医）服务平台等方面。其二，乡村数字化消费是指借助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农村消费的转型升级，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目的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其应用场景主要是村民线上消费及其乡村物流配送。其三，乡村数字化文化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明，激活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活力，创造独特魅力的乡村文化。其应用场景主要是村民娱乐线上化、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等。

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不断渗透、扩散，各种以数字技术为基座、为中枢、为引擎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纷纷涌现，极大地改善、提升、促进甚至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生活方式、乡村社会运行乃至农民思维方式。这些在农业农村领域中重塑了物理形态的产品和生产经营主体的价值创造逻辑，甚至重塑了生产经营流程、模式、业态的农业农村创新活动即为乡村数字化创新活动。

其发展机理主要体现在：因数字技术的嵌入、数字资源的驱动、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引致了乡村产品属性的变化、价值创造逻辑的重构、生态体系资源的重塑、乡村新业态的生成、乡村经济社会实践模式的创构等。在此意义上，若暂且不论农业生产环节和领域的数字化，则具体如淘宝村、乡村直播、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减贫、县域物流智慧共配等方面，皆可认为是较为典型的乡村数字化创新。例如，山东曹县的淘宝村集群、浙江宁海县的客货邮融合+“集士驿站”、山东惠民县的县域物流共配、云南弥渡县的农文旅融合、安徽蒙城县的数字普惠金融、浙江缙云县的“幸福清单”、新疆阿克苏市的东西协作电商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