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做了深刻概括，明确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要求。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由横向生产体系、纵向产业体系和垂向供应体系三个维度、不同产业分工构成，集食物保障、原料供给、功能服务于一体的立体化综合体系，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融合，在横向、纵向和垂向上实现分工协作，共同构成了立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通过价值冲突治理，再造农业农村产业利益分配机制，提高种粮务农的比较效益，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任务、紧迫任务。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价值冲突治理是指为实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对价值链中相关主体及行为进行规制，以市场与非市场等手段重构价值链组织和结构体系，全面提升价值分配均衡性。农户能否真正嵌入到价值链中，参与相对公正的利润分配，成为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一是价值链参与主体按比较优势开展专业化分工合作。价值链着眼点是价值增值过程，核心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价值链把产前供应、产中生产、产后加工和服务各环节上市场主体组织起来，增加产品价值，使所有参与主体均衡受益、相得益彰。由于小农户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主体，让小农户同步进入现代化就需要壮大集体经济、强化社会化服务、强化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有效作用。因此，农业价值链中贯穿全链条的主体是政府，通过现代市场调控手段，服务各类主体获取市场信息、确定产品价格、平衡供产销等各个环节，依赖市场机制达到协调为主、竞争为次的互动格局，形成谋求长期利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价值追求。

二是农产品价值创造的核心主体是农户。农业价值链核心主体是农产品生产者。农户通过劳动使耕地、水、气候、资本、信息、生物资源等要素集聚，创造出有价值的农产品。农业价值链产前主体包括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供应商，通过供应低成本的肥、药、种等生产资料提升农产品价值、分享农产品利润。农业价值链产中主体包括金融保险、技术推广、农机装备、生态环保、产地窖储、商品化处理等生产服务供应商，通过提供低成本服务分担成本、分享利润。农业价值链产后主体包括收购储运、分拣包装、产地集散、加工营销、销地集散、品牌打造等多个主体，通过价值挖掘达到溢价增值。

三是农户是农业价值链上利益与风险的聚会点。农业价值链研究发现，从生产要素、资料、服务供给到二三产业延伸，农户是产业链的“起点”和服务链、供应链的“终点”，是农业价值链上利益与风险的聚会点。可以看出，农户作为农业价值链的核心和根本，应该从中获得应得的权利和最大的收益。然而，“受制于人均资源不足、底子薄、历史欠账较多等原因，“三农”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产业的25.3%；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普遍超过国际市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消费支出比为1.9: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农业产业体系问题的科学论述，也充分说明农户处于价值链洼地，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利润不匹配。健全面向小农户种粮务农增收机制是探索大国小农情势下“三农”工作中心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节本增效。要出实招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探索产销区多渠道利益补偿办法。既不能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也不能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从价值链关系看，种粮不吃亏需要理顺四个价值取向冲突。

一是粮与钱驱动力冲突。一些基层同志认为，落实粮食责任时存在“中央要粮、地方要地、农民要钱”的动力冲突，一些主产区基层存在干部依靠农村熟人“面子”落实粮食面积的尴尬局面。要将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内化为地方政府抓粮、农民种粮动力，实现中央要粮、地方抓粮、农民种粮的目标一致、责任一致、利益一致，让地方政府有动力防止土地“非农化”冲动，让农民有动力抵御耕地“非粮化”冲动。价格作为市场的风向标，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粮食生产稳定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种粮“价格失灵、政策失效、动力失势”的风险隐患，辅之以利，通过有效的价格、补贴等机制，使农民粮食销售收入成为增收的主要来源，将种粮农民对粮价的预期作为种粮的核心动力，让农民种粮不吃亏、有钱挣、尽可能多得利。同时，从政治上提升种粮农民社会地位，使种粮受到尊重，种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的贡献得到认可，激发种粮农户的信心和热情。

二是工业与农业政绩冲突。种粮大县财政穷县时刻提醒基层干部，只有抓工业上项目才可造福一方。我国小麦第一县河南滑县2021年一般性财政收入排全省第140位，人均财政支出仅为省人均财政支出的六成。种粮越多，地方政府负担越重，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重，配套更多，一些产粮大县配套压力很大。需要实施粮食主产县补偿机制，使主产区县级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让地方政府重农抓粮有奔头。

三是公平与效率理念冲突。投入乡村建设“太浪费”“低效率”“周期长”，是当前一些地方、部门、智库、学者的潜在认知。以规模效益理论指导，只能固守“城乡二元”体制，只能进一步加剧城乡不平衡。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如何把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其基础是打破城乡分割精神枷锁，关键是全面领会党的十九大、二十大连续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刻内涵，要算好经济账和政治账、眼前账与长远账，坚持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四是进口与自给导向冲突。充分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既是我国农业发展现实的必然，也是农业理性的选择。粮食进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更高层次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大豆是我国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农产品。大量进口低价大豆，强化了国际贸易措施、弥补了饲料粮和油料缺口，但抢占了豆农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侵蚀了支粮惠粮政策效果。每年进口近亿吨大豆，形成“买顺手、吃顺嘴”路径依赖，不仅使主产区政府和农民没有动力去种，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跨国粮商“养肥养膘”了。需要瞄准大豆安全底线，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切实兼顾平衡好进口需要和国内供给关系，在开放中确保国内粮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挖掘经营增收和务工增收潜力。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比较效益是种粮积极性的源动力，也是农业价值链的中心。不论是从种粮的亩均效益还是劳均收入看，种粮收益与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相比差距较大，与非农业收益存在天壤之别。从农业价值链内部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比较效益偏低的原因。

一是生产成本“啃”掉大部分。2021年三种粮食的总成本中，物质与服务成本占42%。尽管2022年粮价比上年平均上涨0.2元以上，但新增利润几乎都被农资上涨抵消。小农户一般从乡村小店购买化肥农药，这些店铺的价格只能是随行就市的零售价。小农户不仅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优惠供销服务，也成了农业生产资料零售商的利润贡献者。总的来看，粮食生产高成本，吞噬了种粮新增收益，严重冲击种粮积极性，亟需有效的政策调控工具，既要保障农资生产企业的利益不受损，还能从根本上保障种粮农户的利润有空间。

二是销售价格“啃”掉一部分。农产品价格预期是激发农户活力的第一源动力，种粮务农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第一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接受救济完全不一样，产业发展即农户实现自我价值、融入社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主要手段。农民盼丰收更盼增收，盼增产更盼涨价，盼重视更盼托市。希望托市政策信号能够起到明显的拱价作用，在支持保护政策中用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刺激带动各类市场主体提高新粮收购价格，超过种粮综合成本涨幅。

三是多元化服务“啃”掉一部分。按照统分结合的制度设计，现在农户家里基本不具备储存、晾晒、烘干等条件，也缺乏相关的农机、技术等，农户不具备的生产服务需要集体经济组织集中统一提供，村集体也力不从心。一些大户在建设烘干、存储点、仓库等必备设施时，用地申请难度大，且审批手续复杂，致使收粮后直接在田间地头出售，缺乏价格谈判能力。原来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农机站、兽医站、畜禽配种站等对农户服务不收费，农业银行、供销社等机构在乡村也有服务网点。乡村社会服务多元化后，政府免费的技术推广人员少了，各种收费的技术服务多了，加上昂贵的贷款、保险、信息、品牌等服务，农户的收益所剩无几。

四是耕地数量质量下降也在“啃”农户收益。我国耕地保护制度从最初的只关注耕地数量保护到关注耕地质量保护，再到关注耕地生态保护，发展进入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管护的新阶段。但我国耕地一直呈现净减少态势。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耕地占补平衡，耕地后备资源接近枯竭，大部分待开发的后备资源处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脆弱敏感区。

五是补贴信息有时反而“啃”食农户收益。补贴是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影响、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项扶持政策。调研发现，补贴政策绿箱化以来，农民把粮食补贴政策较多理解为公共收入补贴。粮食种得多与少、打得多与少与补贴关联不大，没有有效带动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反倒是一旦补贴上涨时，一些成本因素水涨船高。

乡村产业振兴，农业是基础，粮食是根本，生态是红线，乡村兴旺是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鲜明特征就是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亿万农民可以在工农之间自主选择、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防止乡村产业的四种倾向。

一要防止脱村向城。随着土地、劳动力规模成本上升，乡村产业出现重城轻村、脱村向城苗头。村庄很热闹，但是没有产业。企业发展“高大上”，但是农民参与少。产业发展很快，但空心村没有减少。乡村产业使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有利于规避农民大范围跨地区转移带来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提升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乡村产业是乡村发展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乡村产业水平越高，经济实力越强，乡村聚集人才的能力也越强，这是乡村振兴的硬道理。

二要防止贪大求洋。越是千方百计抓经济、谋发展的时候，越要谨防罔顾产业基础和特点，贪大求洋赶数量、热衷上马“形象工程”。贪大求洋就是片面追求农业结构单一化、乡村城镇化；片面追求农业和乡村产业组织的规模化，抬高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门槛，加速小农户与农业农村发展脱轨；片面追求行业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加剧乡村产业的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发展庭院养殖、集市地摊的要义不是要鼓励摆地摊，而是要通过放宽产业发展的准入门槛，促进农民农村更好地实现就业增收致富。庭院六畜、地摊叫卖、门店杂货等是乡村低收入者最后的饭碗，也是其自立自尊自强的底气所在。为这些草根经济形态提供更多包容发展的空间，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熨平社会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既要遵循经济规律，综合比较地区优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基础等因素，找准自身功能定位，找准建设重点，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又要善于扶持生产规模小，营销半径小的精品，防止过度追求规模偏好，打造植根于村庄院落的乡土产业、原生产品、特色味道。

三要防止割裂对立。产业深度融合是全球经济增长和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一二三、农牧渔、粮经饲、上下游等产业之间，缺少基于市场法则的协同机制，有些甚至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诸如，“无猪县”出现与猪价高企、退耕还林与“退林还耕”、科技下乡与裁剪推广机构、社会服务多元化与成本高企、人病兽防与基层动物防疫缺位等，一些产业链条、政策条线之间形成简单的割裂对立，导致资源的错配与浪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反思分段管理的体制设计，协同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切实推动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充分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互利共赢、深度融合、富有韧性的产业发展布局。

四要防止简单退出。受技术进步、社会需求、国际分工等因素影响，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可能面临升级或者淘汰的抉择。但小农户和乡村小微市场主体将长期存在，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保护的主体，小农户同步进入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家庭畜禽养殖等农业形态是乡村重要增收产业，不能打着环保的旗号一刀切都禁养。一些传统竹编、酿造、压榨等乡村产业可以运用到酒店、民宿、餐厅中，成为吸引年轻人归乡、帮村里人致富、带动乡村振兴的“金钥匙”。如果将小农户笼统定为落后经营主体、将家庭养殖笼统定为污染产业、将传统产业笼统视为低端产业而简单淘汰退出，不仅背离大国农情特色、动摇乡村根本，而且不利于乡村产业聚人气聚财气，也无助国民经济稳增长、稳就业。

小农户在价值链中的特殊地位被不少人当作市场经济作用的正常结果，似乎进入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指在一个群体中，个人做出理性选择却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注重合作、力求双赢是走出囚徒困境要诀。新发展理念的共享发展，是党中央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出发，设计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大发展战略。共享发展理念超越了以往唯GDP论的狭隘发展观，将经济发展定位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途径，更好地体现出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提高小农户在农业价值链中的价值分享权，从根本上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就能摆脱这个囚徒困境。

一要以共享理念统筹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产业涉及主体多、部门多、环节多、政策多，需要进一步强化统筹指挥，推进上下游各类企业、各部门协同发力。强化县域统筹，推进县乡村功能互补。强化主体统筹，形成农民群众“争着干”、基层干部“扎实干”、社会力量“一起干”的氛围，确保农民主动参与、得到实惠。

二要以优先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民来说，基础设施是最直观的幸福感，公共服务是最直接的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巨大成就，均等化和一体化框架基本清晰。由于欠账多，硬件总量不足、软件短板突出、一体化均等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村水电路气网房、科教文卫体老等建设任务领域广泛、难度越来越大，既要全面推进，更要重点突破。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需要持久力、总牵引、主抓手。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牵引性、撬动性抓手驱动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户分散经营仍然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农业科技推广任务很重，必须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要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回归主业，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同时，要鼓励发展各类社会化农业科技服务组织，创新市场化农技推广模式，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乡镇农技推广队伍是农技推广服务重要的组织力量，必须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提升乡镇农技现有队伍的整体水平。

三要以国之大者理解粮价乃百价之基。粮价是百价之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占比高，粮食丰收可为稳物价、防通胀奠定坚实基础。确保粮食丰收发挥“百价之基”功用绝不仅是短期内一系列积极应对举措带来的立竿见影，更是农业生产系列政策长期积累和有效实施之下的水到渠成。稳定粮价须确保粮食丰收。对于粮食价格要辩证看：一边是百价之基，要让百姓“买得起”，即粮食价格确保稳定不对通胀构成支撑；另一边是国之大者，又要让农民“愿意种”，即必须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平衡二者显然考验决策智慧，不能忽视价格对国之大者的决定意义。按照中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我国已然明确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其本质，就是要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价格预期是种粮积极性的牵引力。种粮如同车挂挡，没有预期、没有盼头就像没有方向盘、失去目标，有了稳定的、明确的价格预期，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后劲。

四要建立农资价格与粮价协调机制。浙江省政府规定，“加强国际国内大宗商品行情研判，完善农资价格和库存监测制度，健全农资成本与种粮补贴联动调整、农资储备动态投放等机制，强化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支持国有资本加快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缓解农资价格跟风涨问题。供销社恢复服务小农户的原始职责，适度超期做好农资储备，强化农资供应信息监测调度与供需对接，做好区域间农资余缺调配，保障优质货源供应、平抑物价，通过服务规模化使小农户享受农资批发价格。把握农资成本与种粮利润平衡关系，借鉴现有粮食“保险+期货”模式，实行农资“保险+期货”模式，提前锁定种植成本，保障农民收益，深化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效果。

五要推进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行动化。从制度层面规范农业价值链参与主体的合同契约，最大限度保护小农户利益。鼓励农业价值链模式创新，如采取固定分红、收益兜底、利润返补、二次分红等混合式的价值分享模式，以加强农业价值链对小农户的赋能效应。保护农户的基本收益和战略利益，就要切实平衡“老板和老乡”的关系。既要防止“富了老板、穷了老乡”，也要防止老乡只有权力、没有责任。既要防止土地非农化，也要避免资本“恐农化”。各类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将土地租金与股权分红、产品售价与溢价分红、季节性就业工资与长期就业权益、政府补贴收益分配权益、金融支持政策分配权益等涉及企业主体利益、小农户收益权的政策固定下来，让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有预期，让农户跟着大户有奔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鼓励银行、保险、物流、交通、信息、技术推广等行业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在农村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带动作用、服务功能、公益价值，实质性扩大乡村基层服务网点的密度，大力降低农业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的成本，形成政府政策支持、市场机制主导、国有企业骨干、社会资本促进、农户利益联结运行体系，全面提高农业市场主体投资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六要构建农户市场谈判能力培育机制。建立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机制。构建数据支撑机制，建立科学的数据监测体系，政府以权威数据支撑决策，生产经营者依据权威数据安排生产。构建市场预警机制，以专业化分析研判引导预期。需要建立分品种、专业化的农产品市场分析模型，定期研判产销形势，定期发布权威准确的预警信号，引导市场预期和生产意向。构建产销平衡机制，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价格信号的独特调节作用，实现以销定产、产销协调。构建社会服务机制，以向农户提供营销和信息的社会化服务为目标，让农户明明白白种地，踏踏实实卖粮。构建农户培育机制，提升市场主体营销能力。农民抓生产在行，至于卖给谁则无从下手。往往是丰收了没地方储存，指望可能上门的收购商拉货，只能是收购商给多少钱卖多少钱；没人收购只能烂到地里。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应重点提升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面向市场说“不”的能力。

内容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1期

作者：张合成

更多干货、市场分析、重磅案例、实战课程欢迎订阅 [农业行业观察]公众号：nyguanc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