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是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方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陕西多地调研发现，脱贫攻坚以来，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以“合作”形成“类公司”的组织形式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打下了特色产业基础，还出现了一批致力于耕耘高质量农产品的农业公司。　　

但基层农业从业者反映，随着前期解决卖难问题获得明显收益后，增长瓶颈出现。一些“合作”高产不高质，一些中小农业公司面临高质难高效难题。　　

农业专家指出，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生产的“物理壁垒”逐渐被打破，“村村有产业”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以何种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提质增效，打破“价值壁垒”，仍是农业产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难题。当前来看，农业提质增效首先要从全产业链上解决农产品的标准化。

▲ 陕西省紫阳县双桥镇四坪村的茶园 邵瑞摄　　

依靠合作社发展几乎是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最具代表性的组织方式，核心是以分散的农户生产为基地，利用合同和协议的形式把农户与合作社加工、销售联结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脱贫攻坚以来，在全国多地，这种方式客观上起到一定的带动扶贫作用。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2016年依托村支部组建了集生产经营、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扶贫社社员为全体村民，理事长为村支书。主要组织农户种养和对接龙头企业销售农产品，将农户和当地培育的龙头公司联结起来。　

目前，留坝全县已成立73个扶贫社，覆盖全县所有村。2019年，当地农产品销售收入1.5亿元，扶贫社利润分红480万元，人均增收4600元。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2017年开始探索“党支部+”的扶贫产业发展模式。鉴于各村村情和发展能力不一，当地采取强村带弱村的方式共同形成股份经济合作社，组成产业联盟。党支部形成的联合党委对合作社进行经营和管理。目前，蒲城已形成北部苹果和香菇、中北部旱腰带金银花、西部奶山羊、南部设施瓜菜和酥梨的产业格局。截至2019年底，全县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9717元，比2014年增长296%。　　

记者调研发现，选择合作的组织方式和地理区域、发展能力等密切相关。留坝县位于秦巴山区，是国定贫困县，可耕地少，镇村距离城市远，交通不便导致农产品销售困难。扶贫社充当“中间人”主要起信息桥梁作用，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蒲城位于关中平原，交通相对便利，但村情差异导致发展不均衡现象明显，各村合作形成帮扶联盟，主要解决发展能力不足问题。　　

记者看到，扶贫社和股份社中的人员配置、管理章程、经营方式等和一般公司相似，呈现出一种“类公司”的形式，这种组织方式在销售端作用非常明显，解决了卖难，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壮大集体经济，但不足是对生产端的干预较少，农产品生产标准不一，质量参差不齐。

留坝和蒲城的一些合作社理事长表示，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做馒头可以，做更加精细、价格更高的蛋糕还得琢磨”。蒲城党定村党支部书记胡宏社说，现在围绕羊奶产业，牧草种植、奶站收购、肥料销售等链条做了起来，“可以明显感觉到，高品质、标准化生产的奶源需求量大，但是目前来自各家各户的奶标准不统一，难以做到品质农业精细化、规范化管理要求，这种发展可能会触到天花板。”　　

记者在我国成立最早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陕西杨凌和陕西传统茶叶产区安康紫阳看到，掌握一定农业技术、管理和生产等经验的农业公司纷纷涌现，农产品标准化明显提升。　　

但在经营过程中，一方面，一些公司形成了标准化种植和高质量产出，仍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另一方面，小公司的个体标准难以企及大客户的行业标准，导致公司效益提升面临天花板。　　

王小铁今年48岁，先后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从事涉农产业。2012年，他来到杨凌流转了500亩土地，开启了有机猕猴桃种植之路。“陕西猕猴桃产量占我国的1/2，占全球的1/3，但好品质的猕猴桃仍大多依靠进口，这个产业发展前景应该不错。”他说。

为了达到有机标准，他修建了环绕果园一周的砂石生产道路和防护林带，避免农药污染。为了培育有机土壤，他专程从内蒙古运来羊粪铺在地里，还种上豆苗替代化肥给土壤增加养分。为了保证纯净且持续的灌溉水，他的水井深度达到180米，还配套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自动控制系统。　　

八年间，王小铁几乎日日扎在田间，品种质量在行业评比中获得一等奖，但高品质并不代表高效益。八年来投资已逾3000万元，他还未真正实现赢利。　　

王小铁和一些农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农业高投入和回报周期长、农产品市场鱼龙混杂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销售渠道限制等，是农业公司面临的主要难题。　　

相比动辄投资上千万元的规模化农业公司，一些投资数十万元的小型农业公司数量不少，面临公司的小标准难对接行业大标准问题。　　

茶叶产业是安康紫阳县的农业主导产业。全县17个乡镇均产茶，总面积达24万亩，年茶叶产量7538吨，全县茶企、茶厂300余家。安康闽秦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紫阳颇具规模的茶企，公司负责人陈瑛丽兼任陕西省茶叶协会副会长，他说，前年北京一家公司来紫阳考察，拟收购上千吨茶叶。“一两家公司吃不下”，需要多家公司联合提供茶叶，但因为多个公司茶叶品质不统一、标准差异大且达不到行业标准，最终大单落空，让人遗憾。　　

“核心的问题在于，农业公司要不断钻研向行业标准靠近，从小打小闹到抱团成长，利润空间才会不断提升，才能形成地区品牌影响力。”陈瑛丽说。　　

随着交通设施、农业设施和信息流通不断完善，农业生产的“物理壁垒”逐渐被打破，但以何种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提质增效，打破“价值壁垒”，仍是农业产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难题。　　

长期从事农业农村研究的陕西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王建康指出，农业公司背后的一批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对填补农村产业短板、提升农村发展大有裨益，加强这个队伍的政策扶持是政府部门应该考量的现实议题。　　

一些农业公司负责人认为，“做蛋糕”投入大、回报慢是现实，从当前农业市场环境看，仅仅依靠市场本身的规律，农业公司出路很窄。　　

“不同于合作社的集体属性和显见的带动性，囿于农业公司的个体身份属性，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其实很有限。”王小铁说，农业公司流转土地进行集约化生产也在带动农户务工等，更重要的是给农户在种植理念方面的示范效应，这些“隐性效益”未被充分估量。

专家表示，“合作”模式绕开生产环节，公司模式面临周期长和投资大的双重压力，应整合二者长处，提升合作生产的标准化，这样既可提质以顺应消费升级，又可增效以满足投资者期待。

内容来源：《瞭望》2020年第47期 记者：刘书云 张斌；农业行业观察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