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和“新形势、新战略、新硬仗：2021企业战略落地论坛”上的演讲综合整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十四五”期间一个很大的主题——新型城市化，也称为城市化2.0，以及乡村振兴。

作为背景，首先看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根据我个人计算，过去三、四十年里，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0%左右。

城市化对消费的贡献也很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居民的2.3倍以上。到2035年，城市化率达到75%，由此带来的消费增加足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消费下降。

去年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关于“十四五”规划的报告中把“城市化”和“城镇化”两个词并用，这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习近平主席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我国未来的城市化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区域再集中，另一个是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农村居民向县城集中。关于第二点，我认为未来可能会实现县城和村庄的融合。    

第一个趋势“人口再集中”，指的是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然后到了城市化区域里又进行分散。这个趋势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我把它称为人口的“大集中、小分散”。

比如，美国的地理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3亿多，但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包括东海岸、西海岸、五大湖地区，以及佛罗里达州。另外日本，人口集中也非常显著，东京-名古屋-大阪这个高铁里程不到两个小时的狭窄区域里，集中了日本全国60%-70%的人口。

我国未来也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区域。国家已经宣布了九个中心城市名单，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围绕这九个城市将形成七个大的城市化区域，包括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咸阳、郑州开封、京津冀地区。可以预见，到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全国60%以上的人口将集中在这七个城市化区域里。  

这种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凡的：

首先，进一步集聚会带来更大的效益。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新的增长极，深圳极有可能成为与硅谷并肩的高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经济地理会发生大调整。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增加，非城市化区域的经济比重会下降。

第三，会对房地产产生影响。虽然预计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2028年开始下降，我国总体房价不会有大的增长，但是，新的城市化道路给城市化区域带来人口的持续增加，将可能导致这些中心城市的房价得以维持，甚至有所上涨，而非城市化区域的房价要维持住就很难，特别是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

城市化2.0的另一个趋势是农村居民向县城集聚，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县域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上图告诉我们，自2014年以来，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稳，跨省流动人数基本停止增长，开始了返乡创业的潮流。我们从这一现象中也要看到乡村隐性失业在增加，因为我国统计失业只统计城镇，不统计乡村。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下一步不能让这些脱贫的人再返贫。因此，我们今后的目标要从脱贫攻坚转到全面乡村振兴，使农村继续发展。到2035年我国仍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农村，这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大约三四亿人。即使最终我国城市化完成了，我估计全国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所以，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我相信历史也将证明这一点。

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哪里？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农业只占我国GDP的8%，15年前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已经来自非农业。未来要想全面乡村振兴，核心必须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非农就业机会。

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应该实施人口就地城市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仍然应是主力。举个例子，我的老家江西省新干县在过去十年实现了飞速增长，整个江西省近十年在全国GDP的排位上升得非常快，从垫底省份基本上到了中游，这与江西加入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大批人口返乡创业有关系。

我的老家新干县现在有35万人，支柱产业是箱包产业和灯具产业，都属于中低端产业，其箱包产业占到全国中低档箱包的80%。箱包的利润很低，一个箱包只赚5块钱左右，但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是个福音，因为到工厂里去干活，基本上四五千块钱的月收入有保障，勤快一点上万也有可能。这些年我们村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很多人家开始买小轿车。农村居民买小轿车是富裕的标志之一，因为小轿车不能跑运输，完全是消费品。

类似这样发展水平中等偏下的县，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在这些地方仍然应该是主力。所以，有了产业我们的扶贫成绩才能有保证，乡村振兴才有基础，我们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最终，乡村将成为中国很多人未来的宜居之所，进县城买房与留在村庄居住将形成平衡。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交通也将更加便利。如果能把农村变成宜居之所，我们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就实现了。

来源：北大国发院

延伸阅读：

迈入2021年，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下一步的落点是什么？政府、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各司其职？未来所实现的乡村振兴预期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他表示，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姚洋认为，乡村地区发展的产业要以就业为主导，即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他表示，乡村振兴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新京报：乡村振兴已提出多年，如何理解当前我们提及的乡村振兴产业兴旺背后的逻辑？

姚洋：乡村振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政治、社会问题方面，也包括经济发展方面。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方面重建。

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我们关注最多的，如何发展乡村经济？如何给农村居民提供就业，这是乡村振兴的主体部分。但也不能忘记乡村社会和政治转型的发展。

在社会方面，过去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村社会逐渐瓦解，已经不足以支撑社会秩序。因此如何重建乡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尽管现在各个县的行政能力在加强，县城交通也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县城管不了那么多，一个县少则一二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完全由县把它管理起来是有难度的。

再说大一点，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比如，农村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对教育热情的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村学校数量下降，优势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和城市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新京报：站在“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乡村振兴下一步落点在哪里？

姚洋：最为重要的是给农村居民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

现在中国经济要转型，要走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是重要部分，但创新恐怕只能一线或二线城市去做，三四线城市创新能力较低。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县城经济更多应承载支持就业的功能，而不是创新的功能。所以县城经济需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

我们得转变思路，不是说不要搞创新，而是创新的“调门”不能唱得太高。每个政府都想搞创新，每个企业都想走到前面去，这是不可能的。各种类型的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对提高农村地区的就业非常合适。

新京报：具体来讲如何实现？

姚洋：要因地制宜。从城市化来看，一方面人口还在向一二线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口在流失。而北边、西边等区域城市化的表现是向中心城市集中。比如，河南以西地区。

所谓的南北差距，从北方来看，人口掉得比较多的是东北和华北地区，西部地区人口减少得不多，甚至有追赶趋势，比如，近年来河南、陕西、甘肃，还有新疆的发展。

南部向中心城市的集中速度在降低，主要是就地城市化。即，老百姓到县城去买房，甚至就住在村子里头，但到县城去工作，因为本地发展起来了，村里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跨省流动。未来中西部人口流动变化也更多是就地城市化。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社会以及企业部门分别应该担任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或扮演什么角色？

姚洋：政府一定要有因地制宜的想法，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的技术或者产业。在符合环境保护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大力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有潜力的。

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去挖掘。现在全国交通发达，劳工水平也高于东南亚等国，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巨大市场，企业走进中西部地区是可以赚到钱的。

对于企业来讲，乡村振兴不是大家一拥而上，更多可能是点对点的，比如返乡创业的人。还是要依赖于市场机制发展，政府更多是引导作用。

新京报：目前农村在选择产业方面有什么问题吗？

姚洋：现在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主要会集中在县城，以及比较大的集镇上面。

“村村冒烟”情形已经成为过去，鉴于信息成本、集聚效应等原因，不太可能再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个村都搞工业的状况。

我认为这些产业还是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能够提供就业的产业在农村地区就是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这应该作为唯一的标准，其他标准都是次要的。

新京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做得可能比较好，现在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

姚洋：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有时候不可复制，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城市群中，城市群的网络非常密，这些地区所谓的乡村其实是“郊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没有乡村了。

所以长三角、珠三角的经验不太容易复制到其他地方去。其他地区走的路恐怕是长三角、珠三角二三十年前走的路，甚至更早的时候走的路。

比如，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10年江西省的排名上了好几个台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返乡创业者带来了产业发展。

我们县兴起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灯具、一个是箱包。企业做得很辛苦，老板赚钱不多，一个箱包纯利润可能只有5块钱，但是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流水线上工人每月工资很容易就拿到四五千元，勤快点能挣一万多。

新京报：发展县域经济可能面临资本、人才、技术等问题，政府和企业如何更好地协调？

姚洋：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可能最初县城比较穷，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或是资源，但随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税收逐渐起来了，就会规划工业园区，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要学会改变思路，招商引资的关键是招那些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沿海城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对于企业来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非常高，在发展县域经济中可能起的作用不大，因此越大的企业可能越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越小的企业可能雇佣的人更多，可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我们县原来穷得叮当响，十年之内发展得相当好，很多农民家庭都开始买小轿车了。

新京报：互联网经济如何为乡村振兴进行赋能？

姚洋：我们县企业生产的箱包等产品很多都是在网上销售的，政府给提供场地，提供基础设施，产业通过互联网渠道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互联网企业把触角延伸到农村地区，帮助农村居民把产品卖出去，其所打造的电商产业链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和振兴乡村的作用很重要。

新京报：乡村振兴最终的呈现将是什么样子？

姚洋：最终呈现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县城提供就业，村庄成了宜居之所。比如，农村居民一家一栋大房子，有热水、有煤气，交通方便，生活便捷。

如果我们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乡村都变成这样，我们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比较乐观的看法，但我希望能做到。

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大就是好”的思想，中国的发展不是那么起来的，大企业也是后来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大企业应该去做创新，发展国际市场，县域经济应该由中小企业、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来做，这才是一个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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