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技术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数字业态逐步辐射渗透到乡村经济社会各领域、诸环节，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下，基层政府依托数字平台，可以及时获取信息、分析风险、提升服务水平，实现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数字化支撑，更加高质高效地治理公共事务。从数字乡村的角度看，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降低治理成本。

降低搜寻匹配成本。通过数字化平台，乡村治理的供需双方可以更高效地搜寻、匹配、对接。农村居民通过数字化平台甚至微信群就能快速定位所需服务、信息和资源，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信用体系查询、数字乡村平台、“雪亮工程”等，更精准地识别和定位需要特定服务的群体。通过数字化手段搜寻、匹配、对接，减少了乡村治理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消耗。浙江省建德市打造“建村钉”数字化平台，激活量达26.59万人，同时将数字化贯穿于党务、村务、财务、服务全过程。村民只需“钉一下”，意见需求直接在线提交村、镇、市干部手机端，村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收件、第一时间代办”。

降低复制传输成本。数字化使得信息和指令复制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甚至在某些方面趋近于零。通过微信、短信或其他数字化平台，可以迅速向广大村民传播重要信息，无需传统的印刷和分发。山西省长治市在农村厕所改造管护过程中，经营主体使用数字化手段开发“农村厕所革命码上办系统”，为每一位需要改厕的农户分配专属二维码，通过扫码填报改造和维护信息，节省了编写信息的时间，节约了编写材料的人力成本。

降低办理交通成本。数字化服务可减少村民办理业务“跑腿”的次数，推动乡村社会从“现场治理”转为“在线治理”。在线申请、电子支付和远程处理等服务让农村居民在家中或就近的村服务中心就能办理社保、医疗等业务，节省了时间和交通费用，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梳理出涉农服务事项216个，利用政务服务自助机、身份证受理机等自助服务智能设备，让农村居民实现了医保、社保、公安、民政相关业务“一站通办”，办事“最多跑一次”。即使老年人及其他操作不便的村民，也可在村干部、志愿者、网格员协助下，通过数字化终端办理业务。

降低追踪规制成本。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孪生等技术，政府能够实时监测和分析乡村治理中的各种风险点，通过前端治理及时响应和集中资源解决具体问题。贵州省湄潭县融媒体中心发挥信息集成、传播优势，请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主动参与监督，打击滥办酒席、交通违章、乱倒垃圾等违规行为。同时把“寨管家”、婚庆司仪、酒席总管等纳入村（社区）红白理事会，以微信社群的方式完成定位操办酒席、维持现场秩序等事项。

降低验证认同成本。数字化可以帮助验证治理需求的真实性和评估治理效果，通过在线调查、数据分析和反馈系统，治理主体可以分析服务质量同时记录在档，接受群众监督，作为文明评比和严格奖惩的依据，并增强村民集体认同感。自2022年开始，广西百色市田东县义圩镇定怒屯组织村民自发行动起来改善人居环境。村两委通过微信群直播，实现了村庄改造建设“云监工”，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及时跟进了解情况，自发开展赞助矿泉水活动，为村屯建设捐款、献策，定怒屯建设美丽村屯，村容村貌大幅改善。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未来还需要多方发力，形成发展合力。首先，当前乡村形态快速演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加速，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等问题，村里的老年人理解和接受数字化技术存在一定困难，仍然需要组织力量下沉服务基层。其次，乡村是熟人社会，除了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硬”监督之外，还需因地制宜结合邻里和睦、比学赶帮超等软制度，引导村民自觉参与乡村治理。再次，乡村干部要发挥带头作用，整合各类数字资源实现集中治理，依法打击各种违规行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要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大限度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鼓励返乡能人和志愿者成为数字社群的引导者，帮助调解邻里纠纷、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激发乡村学校成为助力，通过开展中小学生“小手拉大手”等实践活动，努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人人参与治理的浓厚氛围，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系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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