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发生的转基因论战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对转基因的误解至今仍未消解。

这些年，我国科学家们除了坚守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中，还在进行相关科普工作。将转基因科学原理传递给公众，希望解开公众心中的疑问。

在中国农业领域，杂交育种技术格外有名，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袁隆平、朱英国等科学家不断创出主粮亩产的新高，还打造出不少新品种，实现了主粮自给自足。转基因技术看似并非必需之选。

生物育种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等方法创造遗传变异并培育生物新品种的过程。卢宝荣介绍说，传统杂交育种本质上也属于“转基因”范畴，主要通过有性杂交方式，将基因从具有优异性状的供体植物转移到目标植物上，供体植物往往是科学家偶然找到的具备特殊本领的农家传统品种和野生近缘种，它们能抗虫、耐寒，或者富含某种营养成分。但有性杂交方式比较耗时，效率较低，最大困难是难以逾越物种间的生殖隔离来转移优质基因。

科学家们曾有过一个梦想，希望将西红柿和马铃薯进行杂交，让植株长出又大又红的西红柿，地下还可长出特别大的马铃薯，但无法实现。要想跨越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从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上获得优质基因，就要用到转基因技术，它可以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使得农作物获得大量其他物种的优质基因。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水稻分子设计创新团队首席专家王锋研究员在转基因水稻研究领域工作了整整30年，这些年他在研发对抗草地贪夜蛾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草地贪夜蛾是入侵物种，对玉米和水稻的危害严重，抗药能力很强，在水稻种质资源中，没有针对鳞翅目害虫的抗虫基因资源，不能通过杂交育种方式培育抗二化螟、草地贪夜蛾等的品种，最后的防守方法是转基因技术。”王锋说。

早在1992年，转基因技术就曾临危受命。当年棉铃虫肆虐，农药无法杀灭，也无抗虫能力的野生棉花品种可用于杂交，直接经济损失达到60多亿元。“在束手无策之际，转基因抗虫棉花品种被投放到市场，在挽救产业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大儒教授回忆道。

转基因技术潜在危害究竟在何方？

食用转基因食品会造成各种疾病？前些年，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被不断提及。但在科学家眼中，这似乎缺乏科学依据。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久存教授就对这样的理解有些疑惑。她表示：“转基因食品和天然食品在化学成分上无区别，经过消化系统后，营养物质将转变成三磷酸腺苷（ATP），为人体提供必需能量。两者的遗传信息载体都是核酸，都会在消化道中被分解为小分子，无法到达人体细胞的细胞核与人体基因整合。”

作为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卢宝荣多年来一直在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的第一线工作。他介绍说，在进入商品化应用之前，任何转基因产品都要经历安全评价。首先是鉴定分子特征，确认是哪个基因插入到目的生物基因组的哪个位置；其次是检测食品安全，评价转基因作物的急性和慢性毒性、致敏性等；再次是评估环境安全，检测转基因是否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影响。卢宝荣认为，相比前两条，环境安全更应受到重视。

“带有耐除草剂基因的水稻，有可能通过自然传粉方式，与周边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祖先种野生稻或近缘杂草稻产生天然杂交，从而发生基因漂移，也就是转入的基因‘跑’到它们的基因序列中，造成基因混杂，未来将无法用这种除草剂杀灭它们，影响产量。”卢宝荣说。

潜在风险并非无法防范，空间隔离是降低基因漂移的最好方式。卢宝荣说，对于风媒、自花授粉的水稻，如果空间隔离距离在10米以上，漂移频率会下降到0.01%。全球最严格的欧盟标准，对转基因混杂容许度为0.9%。

“对于带有抗虫基因的作物，不仅要考虑其能否杀死害虫，也要考虑其是否会影响生态环境中益虫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卢宝荣介绍说。

获得安全证书有多难？

位于海南崖州湾科技城的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生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科研工作。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研发只是第一步，要想进入产业化，首先要取得安全证书，过程和新药临床实验相似，周期长，要求高。

2001年5月，我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2020年10月，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这是中国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最高法律依据。

隆平生物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评价要经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目前，公司的转基因玉米LP007产品已走到第四阶段，走完全过程预计需4到5年。而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瑞丰”）的转基因玉米瑞丰125产品耗时5年才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生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是从事转基因检测和环境安全评价的部级质检中心，中心已完成多种转基因植物（大豆、花卉和药用植物）环境安全评价工作。卢宝荣介绍说，类似机构在全国有40多家，需要申报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农作物产品都会被送到第三方有资质的生物安全检测中心进行安全检测和评价。

2009年，抗虫转基因水稻产品“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产品“BVLA430101” 获得了当时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19年之后，又有10个玉米产品和3个大豆产品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今天，我国水稻和小麦种源能够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有竞争力，确保中国人的口粮无忧。但中国科学家的探寻却从未停步，转基因技术只是生物育种技术研究浪潮中的绚烂前浪，大量的后浪研究成果正在不断涌现中……

拷贝芯片？转基因技术走向数字化

“实际上，基因编辑技术最大特点是精准和高效，可大大提高育种速度。”业内人士说。

目前农业领域的转基因技术主要用在抗虫和耐除草剂方面，目的在于减少生产成本，确保产量的提高和质量的提升。

1973年, 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科恩和赫伯特·博耶尔合作，把来自葡萄球菌的基因送到了大肠杆菌中，并让其正常表达，此举揭开了转基因技术应用的序幕。相比较早期实验，有了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等的助力，如今的转基因技术正走向精准化，效率在不断提升。

隆平生物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转基因技术可精准地将外源基因转入基因组序列的特定位置，实现靶向性精准插入。

转基因作物选育过程也变得简单。“现在可使用自动拍照的方法记录近百株苗的生产情况，使用新型传感器去观察幼苗的生长情况，然后设置好算法，用人工智能技术去做表型方面的筛选，同时使用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观察转基因选育是否取得成功，减少了资源消耗，优化了筛选流程。” 世界知名农业育种企业一位技术主管介绍说。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多个基因同时转入一个植株的情况已是常态，它们被放置在一个特殊载体上，像“芯片”一样，可被“复制”到其他农作物的基因序列中去。

药用价值广泛的“生物反应器”

“黄金水稻”是大家比较了解的转基因水稻品种，由于转入来自黄水仙中的八氢番茄红素合成酶基因和噬夏孢欧文氏菌胡萝卜素脱氢酶基因“黄金水稻”产出的大米富含β-胡萝卜素，大米颜色呈现出金黄色。因为人体可通过吸收胡萝卜素来合成维生素A，所以经常食用“黄金大米”可防止夜盲症、麻疹等疾病。德国科学家英戈·珀曲克斯也由此一举成名。

王锋介绍说，这种转基因农作物还有一个名称，那就是“生物反应器”。科学家将能产生特殊营养物质的基因转入农作物中，使其具备“药用价值”，这些营养物质可被提纯出来，在大健康领域有很大应用前景。

今天，华南农业大学刘耀光院士团队在“黄金水稻”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一大步：他们在水稻胚乳中表达6个与虾青素合成相关的外源基因， 育出富含虾青素的“赤晶米”，虾青素在增强免疫力、改善视力等方面都有效果。

王锋的团队也曾把与欧米伽酸合成相关的外源基因插入到水稻中去，这样的品种可产生“深海鱼油”。

更加神奇的是，转基因技术可创造出一些可口服的“食物疫苗”。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可以让人们很容易地获得病原基因，疫苗主要成分是由那段基因合成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被称为‘抗原’，口服疫苗的成败关键在于当抗原进入人体后，能否躲过消化液进攻，成功到达人体黏膜组织，激发人体防御机制产生抗体。上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曾把抗原片段转入马铃薯种胚中，在转基因马铃薯中获得一定浓度的抗原蛋白。用这种马铃薯喂食老鼠一段时间后，科学家在老鼠血液中检测到相应的抗体蛋白，从而证实了用植物生产口服疫苗的可行性。”王锋介绍说。

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未来模式

今天的基因组测序变得越来越便捷，农作物的大量功能基因被发现，能否将所有功能基因进行整理，插入所需的功能基因，打造出更优质的农产品呢？事实上，早在2001年，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思想就被挪威生命科学大学的西奥·穆维森教授提出。

“这种方法的思想是弄清楚某个农作物基因序列中每个基因的功能和表型性状（颜色、高矮、果实形状等），根据需要进行基因的去除、修饰和转入。”王锋介绍说。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卢大儒教授看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于在系统性思维下建立起来的育种新方式，不仅看单个基因情况，还要看基因与系统的匹配度，人类很多疾病也是多基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作物情况也类似。

这样的实践已拉开帷幕。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科研团队在云贵高原发现了优质的黑米稻种资源，选育出新品种“华墨香”，目前正在应用基因组育种技术提高产量、适应性和对病虫害的抗性等。2021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研究员团队完成了杂交马铃薯的基因组设计。

1980年，德国科学家芭芭拉·荷本提出的合成生物学思想则更具梦幻色彩。卢大儒认为，从传承与发展角度看，更确切的称呼是“基因重组技术2.0升级版本”。

“如果将传统杂交技术和前期的转基因技术比作‘开盲盒’，合成生物学技术可被定义为‘精准配置’。这种模式一般借助某种底盘生物，根据需求，利用基因片段、DNA分子、基因调控网络与信号传导路径、细胞，进行人工设计与合成，对整个生物的基因进行重新改造，打造出所需农作物，使其具有非天然但优于天然的功能，被喻为是基因世界中‘现代集成型建筑工程’。”卢大儒说。

王锋介绍说，去年中国科学家完成的人工合成淀粉就是合成生物学研究的一项前沿成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马延和研究员的科研团队采用类似基因“搭积木”的方式，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但该技术要走向成熟，可能尚需时间。

卢大儒认为，不管是面对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还是合成生物学技术，我们都应未雨绸缪，提前制定安全评价的准则和流程，以便未来可以更好管理。

在追赶世界一流生物育种技术的道路上，中国科学家虽然经历起伏，但痴心未改：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坚持自主创新。在这场面向未来的农业高科技比拼中，他们已取得不俗成绩。

“市场换技术”与“自主创新”

孟山都曾是全球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拥有全球九成以上转基因种子的专利。在国内，其也是备受争议和诟病的科技企业。

世界知名农业育种企业一位技术主管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业界与孟山都接触的初衷可能是考虑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吸收后再创新。当时，一些科研机构会购买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开展科研工作。

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转基因技术在应用上已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差距在基因的筛选上，就看能否挖掘出有价值的基因，能否破解其生物组学中的机制，打造出优质的转化体，此外还要考虑消费者的认可度。优质的转化体转育出的稳定高产的品种，最终才能被市场接受。

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万建民院士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我国已实现了从局部创新到“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整体跨越，为转基因产业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启发表示，本世纪以来，水稻基因组研究尤其是功能基因组研究发展迅猛，中国是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的主要贡献者，这些发展提供了更多手段和选项，在技术层面展现出广阔前景。与之比较，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转基因技术已是昔日黄花。我们要关注新机遇，不必在转基因技术上继续纠结。

目前，中国企业已在进行前沿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探索。隆平生物就在进行多个基因分子叠加的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工作，公司已将转入1个耐除草剂基因、3个抗虫基因的核心产品LP007的“转化事件”申请发明专利。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种抗虫基因的抗虫谱有限，时间长了，害虫会产生抗性，产品会失效；但多把“刀子”一起上，就会大大延缓产生抗性的时间，让更多害虫无立身之地。这样的载体片段被喻为转基因“超级芯片”。

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研发的产品——DBN3601T玉米聚合了4个基因，实现了“四合一”：既抗玉米螟、草地贪夜蛾2种害虫，也耐除草剂草铵膦和草甘膦。该产品已获得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为什么是大豆和玉米？

“中国主粮已实现自给自足，缺的是大豆和玉米。每年中国会进口1亿多吨转基因大豆和3000多万吨转基因玉米，它们被作为养殖饲料使用。据估算，大约3公斤玉米饲料可产出1公斤猪肉。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百姓对肉类的需求不断增加，所以大豆和玉米的进口量不断攀升。”业内人士介绍说，本质问题是一笔经济账，本土玉米亩产量仅有国外转基因玉米产品的60%，本土大豆产量仅为国外转基因大豆产品产量的40%，如不依靠进口，以传统方式耕种，想满足国内饲料需求，需再开垦三分之一的耕地，这并不现实。

基于现实的需要，国内研发机构和各大种业公司都把注意力放在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研发上。

对进口饲料的依赖曾被一些人诟病过。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担忧和焦虑完全没必要。目前是多渠道进口玉米和大豆，原来主要从美国和乌克兰进口，现在进口渠道扩大到南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

事实上，今天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界限也有些模糊，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种植和进口会在多国进行。世界知名农业育种企业一位技术主管介绍说，公司的转基因大豆种子被销售到美国进行种植，但种植前签署了协议，这些大豆在收割后将出口到中国进行销售。

令人欣喜的雄厚技术储备

虽然受到反转浪潮的影响，但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中国的生物育种技术依然发展迅猛。农作物基因组编辑技术专利数量已进入全球三甲行列，中国已获得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有100多个。

盘点中国生物育种技术的科研储备，会带给我们很多惊喜。

在温室效应的形成中，罪魁祸首不仅是二氧化碳，甲烷也是“推波助澜者”，贡献度大约在20%左右。稻田甲烷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10%左右。甲烷产生自水稻根部分泌物和脱落物，其本质上是光合作用产物，王锋团队采用转基因技术，让大量含碳物质转化为稻谷，提高了亩产量，稻田可减少50%的甲烷排放量。

在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以杨代常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建立了“水稻胚乳细胞生物反应器技术平台”，可实现从稻米中生产人血清白蛋白。

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上海，大量前沿突破也让人充满期待。上海交通大学曹越平教授团队拿到了我国首个转基因大豆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唐克轩教授团队破译了青蒿“基因密码”，培育出能高产青蒿素的新品种；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罗小金团队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赵炳然团队合作找到了细胞程序性死亡基因OsPDCD5，这个基因可控制水稻株型结构和籽粒产量的部分分子特征，为超级稻育种提供了优质基因资源……

无论是雀跃，抑或是忧虑，不可否认的是，成果转化已在推进中，生物育种产业在中国开始起步，中国企业正融入到全球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洪流中……

种出粮进的创新模式

2010年末，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正式成立。大北农出资8亿元，建立了一系列平台，组建了200余人的转基因技术研发团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矩阵式研发体系，主要聚焦抗虫和耐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的研发。领衔该中心的是曾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完成博士后工作的归国专家吕玉平。

就在前一年，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沈志成教授注册成立了杭州瑞丰，投身到了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中。

一所大学、一家科研院所和两家企业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转基因4条龙”，也就是之后中国转基因领域的科研人员津津乐道的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杭州瑞丰（浙江大学）和大北农。

今天，大北农旗下的生物技术公司已成为生物育种龙头企业，其自主研发并通过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评价的玉米性状产品有4个：DBN9936、DBN9858、DBN9501和DBN3601T，居于全国首位。2019年，转基因大豆产品DBN9004获得了在阿根廷商业化种植的许可。2020年，该产品成为中国首次批准进口的国内公司研发的转基因大豆，目前还在申请巴西和乌拉圭的种植许可。

这是“种出粮进”的创新模式，自主研发的转基因种子率先被送往国外种植，产品进口到国内进行销售。

无独有偶，吕玉平之后创办并执掌的隆平生物未来设想同样是“种出粮进”。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初步设想是通过股东公司隆平高科的巴西分公司获得巴西的生产许可，种植后进口到国内实现商业化。

稳妥的产业化推进之路

截至目前，国内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木瓜。发放了多张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为何这些农作物不能在国内种植，只能远渡重洋？

中国水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杭州力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应继锋介绍说，过去的障碍主要在品种审定上。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农作物经过多年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却无法拿到品种审定证书。

卢宝荣看来，这是一种求稳策略。

“在技术层面上，国家制定了以生物种业为基础的粮食生产国家发展战略，即利用生物技术对农作物进行高效的遗传改良，并推进其产业化的发展战略，同时强调种质资源（基因资源）的保护、挖掘、评价和利用的重要性。考虑到公众的接受度和舆论因素，转基因农作物的放开，需要反复斟酌。当年某些人炒作起来的反转浪潮带给人们太深印象。”卢宝荣说。

“农业农村部设定的产业化路线图是这样的：先是非食用作物，比如棉花，木瓜是面对小众的果蔬特例；接着是大豆和玉米等间接食用的饲料作物；最后才是主粮。”王锋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6月，农业农村部官网又发布了《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品种审定标准（试行）》和《国家级转基因玉米品种审定标准（试行）》。而去年年末，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品种审定的相关细则也已发布。沈志成介绍说，这几个文件对企业来说都是利好消息，将推动产业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基因编辑技术打造的农产品可能较早进入商业化阶段。这是先易后难的方式，相比较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较简单，目前来看，其中的负调控模式可能最先“解封”，所谓负调控模式是敲除有副作用的某个基因，提升农作物品质。

正在加速构建的产业航母群

产业界已为未来“放开”做好了充分准备。

山东省济南市已前瞻性布局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研究及相关成果的产业化。2021年12月，山东舜丰生物管理的济南植物基因编辑公共技术平台开始启用，舜丰生物建立了包括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作物，大豆、番茄、生菜、马铃薯等经济作物在内的近20种作物高效基因编辑体系。总经理李峰介绍说，7100平方米世界一流的研发平台将高效整合已有的技术成果，开展中试放大熟化试验，实现与产业的有效对接。在获得逾亿元人民币种子轮融资后，齐禾生科负责人也透露，目前公司正着力开发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育种各领域的应用。

在转基因技术领域，拥有转基因性状专利的公司，正与拥有较大市场占有率的种子企业或单位合作，构建起研发和产业结合的转化链条。

沈志成告诉记者，目前杭州瑞丰已与国内众多种子公司进行合作。利益分配方面，根据国际经验是按推广面积收取一定比例的专利费，例如每亩地收取几块钱。

大北农已与100多家地方中大型种子公司达成合作。6月初，大北农牵手黑龙江省签订“龙江十年千亿投资计划”，将打造生物工程育种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农科院—大北农（黑河）国际大豆研究中心，以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规模化转基因等育种4.0时代关键技术产业化应用为主要攻关方向。

隆平生物已引进农化巨头新洋丰、饲料巨头新希望成为战略股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公司已和下游各大种业公司进行合作，核心产品LP007的转基因“芯片”通过性状回交转育到了上百个新品种中。

中国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生物育种必定要冲锋于前。但是在重新吹响号角、奋发向前之际，需要反思以往，可以让未来前行的道路变得更加清晰和顺畅。

国外的转基因接受度并不低

在美国，可食用的转基因作物已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卢宝荣介绍，近几年，美国的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甜菜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普及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事实上，美国市场上70%至80%的加工食品含转基因成分。但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给转基因食品贴上标识，理由是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一直到2020年，含转基因成分5%以上的食品才被要求以适当方式标注转基因信息。

美国建立了以联邦农业部、环境保护署、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为主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协调框架。卢宝荣介绍，联邦农业部所属的动植物检疫局负责转基因生物在农业领域的管理，同时负责有关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全方位安全评估；环境保护署会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相关方面进行安全性评估，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抗虫成分的登记，产品中农药残留（如除草剂）的记录等；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负责转基因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如转基因大豆）的食品添加剂等的相关管理，并对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估。

英国过去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十分保守。但近来态度有了彻底的改变，全国上下都赞成转基因技术的推广。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最有典型性的是英国科普作家马克·林纳斯的表现。林纳斯曾是一名坚定的“反转基因斗士”。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作物在英国开始进入商业化，林纳斯曾带人闯入转基因作物试验田搞破坏，并游说禁止超市出售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但是从2013年起，林纳斯突然从“反转”斗士变成了“挺转”人士，在那一年的牛津农业会议上，林纳斯公开为自己过去妖魔化转基因作物的行为道歉，并称其认识到转基因作物不仅可以安全食用，也能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2018年，林纳斯出版了《科学的种子：为什么我们在转基因生物上犯了这么大的错》的著作，详细地介绍了他从反对转基因生物到支持转基因生物的转变过程。

“欧洲一些国家虽然走的是精品农业的农庄模式，但也不排斥转基因农作物，欧盟每年会进口1000多万吨的转基因大豆。”世界知名农业育种企业一位技术主管介绍说。

接受度决定未来产业高度？

上世纪70年代，南美洲的巴西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短短几十年过去，其从粮食进口国转变为世界粮仓，背后是政府对生物育种技术强有力的支持。从2009年开始，巴西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国家。今天，巴西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稳居第二位。

今年5月19日，阿根廷批准了某农业生物科技公司开发的HB4 转基因小麦品种的商业化种植，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种植转基因小麦的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中，阿根廷从农业弱国变成了全球农业出口大国，尝到了生物育种技术的甜头，这也促使他们继续推进对生物育种领域的支持。

卢宝荣介绍说，转基因农作物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管理成本降低，农产品性状优良，整齐度较高，便于机械化收割，采收中损失率很低，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业内人士介绍说，巴西农业部门一开始是禁止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的，法院还颁布过禁令，但根本无法阻止农民的偷种。经济效益提高1倍的吸引力可想而知。阿根廷情况也是如此，南美洲各国对于转基因接纳度都是很高的。

据农业农村部预测，2021—2022年度，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约6.4亿亩。假定每亩地增产10%，收益会相当可观。“如果生物育种技术商业化，玉米产业直接收益每年将增加500亿元—800亿元人民币，在玉米总供给不变情况下，可节约耕地近6000万亩。”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兼作物科技产业总裁刘石在中国种子大会报告中这样表述。

抑制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除了经济效益外，更不利的是会挫伤科研人员积极性。

“成果转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看着自己花费几十年的科研心血迟迟无法得到应用，这让很多科学家十分伤痛，已有年轻科研人员因为看不到希望而转行。”王锋说。

目前，农业领域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因为农药和化肥使用而引起的区域性面源污染。在卢宝荣看来，生物育种技术的推广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生物育种领域的科学家们应携手积极开展科普工作，不仅要在业内讨论，在象牙塔中介绍，还要走到百姓中间，把客观事实传递给公众。利国利民的事情不能被混淆是非的人所耽搁。”卢大儒说。

来源：上海科技报            记者：吴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