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进行结构性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战后日本较早开始工业反哺农业，成效显著。

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特点、发展模式与欧美有所不同，但与日本不仅同属于亚洲文化，且土地资源稀缺，具有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典型东亚农业特征，此外，两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上都具有政府调控能力强的特征。

因此，借鉴日本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日本工业能够充分反哺农业，主要凭借如下几点做法：

促进农地集聚，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路径。由于工业反哺农业就是要激活农业发展潜力，完善农业自身“造血”功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效率，这样才能增强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竞争力，让农业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成。

但是，农地零星分散，无法规模化经营，不利于农业机械化推广，很难达到规模收益，严重阻碍高效率的工业生产要素流入农业。

为此，继农地改革之后，日本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提高农地流转率。

正因如此，日本农地集聚与专业化经营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更重要的是，这种浪潮持续至今仍未衰减。

由此说明，日本促进农地集聚，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效果非常显著，为工业反哺农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仅方便农业机械化普及，而且有利于引进工业企业，促进工业资本反哺农业。

推广农业科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应用工业技术的结果，更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一条重要路径。战后日本将现代化工业的技术优势外溢至农业，推动工业技术反哺农业，使得农业机械化在日本国内迅速普及，比如每100平方公里耕地拥有的拖拉机数量的显著变化。

随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推进，日本先后分别超越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工业国，到1976至1980年，日本每100平方公里耕地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为2226.01台，位居世界第一。

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平均每100户农户就已经拥有拖拉机112台、机动插秧机53台、水稻联合收割机30台、农用汽车52辆，农业机械化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先进生产要素如此大规模反哺农业，使得日本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局面，实质性地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工业反哺农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本稻类与麦类平均单产量的逐年提高就是很好的佐证。

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这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最佳路径选择。

当今，日本各地已经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这不但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而且使得工农业间形成联动效应。如日本熊本县产山村通过修建民宿设施、农产品加工设施、野营设施等，一方面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振兴了地方产业;又如岐阜县的一些村鼓励农民修建直营的荞麦加工设施，生产荞麦加工品，利用荞麦花景观带以及荞麦加工品制作体验等吸引游客，在发展高附加价值农产品加工的同时，发展农事体验型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

日本在农业的产业化转型方面，主要是依托农产品生产与开发，走的是一条以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业以及销售为主、农园观光与其他业类为辅的道路。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这是工业反哺农业不可或缺的路径选择。战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农业比较优势快速向工业转移，加快了农业份额的下降过程，导致国内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这样的国民经济格局,极有可能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相对减少会导致其对工业品的需求下降等负面效应，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为防止此类问题发生，日本通过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等方式刺激农业发展，调整工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政策包括对农作物进行价格补贴、在农村地区兴办工业企业，吸引当地农民“亦工亦农”等，使农民的收入实现翻番，甚至人们把这时期农户家庭与城市工人家庭人均收入视为具有“戏剧性”的颠倒变化。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势必成为今后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一步。

为了避免我国农业发展出现衰退，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产出稳健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借鉴日本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

将我国农地改革制度、工农产业政策等法律化，完善政策与法律机制。虽然我国也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开始施行工业反哺农业战略，但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仍然较低。究其根本，主要还是我国农地过于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普及。

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加快我国农地流转，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改造传统农业，普及农业机械，借助产业政策协调，在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企业，促进非农产业与农业结合，向非农产业反哺农业的目标挺进。

同时,实施对农村地区产业的调整，鼓励工业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给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把高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留在农村，整体上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

继续加大农业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要确保农业财政支出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且保证财政支出“增量”，积极发挥财政投入机制的反哺作用。

其中，农业财政投入不仅包括对农民收入补贴、农业税减免等，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农业设施投资，改善农村的生活与农业生产条件。

只有为农业发展注入活力，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通常是些只具有商业性质的农村信用社，难以做到像日本那样以农协作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地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汇集民间资本反哺农业。

因此，我国要结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促进符合农村现实的金融改革，确保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重心能落在农业发展上，促使地方金融为农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建立类似日本农协反哺的实现机制。当今我国农民进城务工已经成为“常态”，农村地区弃耕现象持续恶化、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农业从业人员高龄化等问题逐渐显现，加之以家庭生产方式为主的小规模经营模式，难免会出现“小农业，大市场”的瓶颈。

虽然我国农村地区建设有以服务“三农”为目的的农村信用社，但其市场定位与商业化运作相冲突，很难保证不营利地服务于“三农”，况且农村信用社并不完全具备日本农协的职能。

为此，我国可以建立类似日本农协的社会组织，不仅给农村提供生活资料，特别是保障高龄劳动者的福利，而且可以把零散的农户组织起来为其提供生产资料，协助农户出租农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以便于农业机械化普及，有助于提高农地流转率，甚至是与工业企业联合成立农业加工公司，将更多的工业剩余反哺给农业。(作者：张乃丽、欧家瑜，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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