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食物观要求把牢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以可持续发展为本质要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面临资源约束加剧、供需数量与质量等结构性矛盾突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等一系列挑战，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面临诸多考验，树立大食物观具有强大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着力推进人才培养，为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提供要素支撑。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引导居民调整膳食结构，优化农业支持政策，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解决吃饭问题，历届领导人始终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到“吃穿不愁”的历史性跨越。进入新发展阶段，保障粮食安全面临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资源约束加剧、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等一系列挑战，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面临诸多考验。面对新时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新要求，大食物观逐渐走入顶层政策体系。实际上，大食物观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早在199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现在讲的粮食即食物，大粮食观念替代了以粮为纲的旧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树立大食物观。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是中央层面首次正式提出大食物观。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写入“树立大食物观，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并将大食物观作为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的重要内容。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树立大食物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标志着中国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以大食物观确保粮食安全。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又再次强调了大食物观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体现大食物观思维的具体举措，如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中央重要会议、文件中有关“大食物观”的内容表述如表1所示。传统数量型的粮食安全观到多维目标下的大食物观的战略性转变，既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防范国内外环境和需求变化等不确定性风险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和精准判断。践行大食物观，就是要在厘清大食物观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大食物观理念为什么被反复提出和强调，把握当前及未来贯彻大食物观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探索与大食物观理念相适应、相匹配的人力资本、科技水平、生产结构、政策体系等支撑条件，确保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大食物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项重大战略；大食物观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任务，统筹兼顾蔬菜、水果、肉类、奶类、蛋类、水产品等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观；大食物观以生态优先为原则，将“食物观”与“生态观”紧密联结，是一种倡导资源节约和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观；大食物观以耕地资源为基础，面向整个国土空间，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是一种善用现有资源和追求额外资源的资源利用观；大食物观以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人民“吃啥有啥”，是一种更好满足人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民生观。

大食物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观。自古以来，我国居民饮食结构以小麦、稻谷、玉米等谷物为主，形成了“粮食即谷物”的观念。在长期粮食供不应求背景下，我国传统的粮食安全观以保障口粮安全为核心，以解决人民温饱为中心，是一种数量型安全观念。按照这种对粮食安全的看法，保障粮食安全就是保障主食食物的产量供给，无需考虑果蔬和动物性食品的保障。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形势持续向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新台阶，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实现了由“吃不饱”向“吃得饱”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超越口粮安全而从大食物观来强调中国人的吃饭安全问题非常必要。大食物观打破了以粮为纲的认知局限，“口粮安全”“谷物安全”等传统的狭义粮食安全被拓展到全品类食物为基础的“食物安全”。在大食物观下，粮食始终是基础。换言之，大食物观始终要求在确保粮食供给安全的基础上，同时保障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各类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大食物观是对传统粮食安全观在内容上的丰富与更新，让我们从更广的维度牢牢把握新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要义。

大食物观是一种倡导资源节约和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观。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个伟大奇迹的背后是资源的高消耗。在生产技术、组织效率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形下，粮食增产往往伴随着诸多资源环境问题。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主体仍然是分散的小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生态环保意识薄弱。为了追求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小农户往往倾向于投入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粮食生产资源配置效率偏低，农业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在保障当期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粮食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指出：“‘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经济社会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才能回馈更丰富的物产,大食物观也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大食物观不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是将“食物观”与“生态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大食物观同样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强调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和合理性，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构建食物生产力与生态系统资源承载力平衡的大食物体系，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更加广泛的资源被动员用于食物生产，还有助于降低传统且有限的耕地等资源的生产强度，成为传统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保障。

大食物观是一种善用现有资源和追求额外资源的资源利用观。在通常意义上，粮食主要指提供一切动物和微生物生命代谢基础需要的糖源、蛋白质、脂肪、纤维素和各种矿物质、维生素的种子类和根茎类植物，包括麦类、豆类、粗粮类和稻谷类，其来源主要是耕地。长期受耕地资源制约，我国粮食供求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但我国国土资源广阔，农区地势复杂多变，自然资源类型丰富多样，拥有42.6亿亩林地、39.7亿亩草地、5.4亿亩湖泊和3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为树立大食物观奠定了坚实的食物资源基础。大食物观蕴含着外延更广的食物认知，打破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只由耕地承担，而是要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拓宽农业生产空间领域，满足城乡居民对食物的动态需求。也就是说，树立并践行大食物观，不仅要向19亿亩耕地要食物，还要面向全域国土空间资源，向草原、森林、江河、海洋要食物；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既要稳住粮食，也要山、海、田一起抓，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发展生物科技、设施农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资源要热量、要蛋白，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大食物观是一种更好满足人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民生观。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与宗旨，现阶段落实在食物上则体现为让老百姓实现从“有啥吃啥”变为“吃啥有啥”。“民以食为天”，14亿多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头等大事。我国是人口大国和食物消费大国，单就满足人民“吃得饱”的食物需要体量也十分巨大。相关数据表明，全中国14亿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与提高，对食物营养的摄入日益科学，食物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大食物观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顺应时代发展规律，聚焦人民的“吃饭”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多元化、多样化、高级化的食物消费需求为目标，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从而赋予了人民食物选择的自由权利。此外，多途径食源的开发不仅是扩量的问题，同时还有食品提质的含义。比如，木本油料（如山茶油）的健康功能优于传统油料，深远海养殖的海产品也有助于提供更加优质的蛋白质，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说，大食物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下，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十九连丰”,从当年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饱、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之问。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食物消费需求进一步升级，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在数量、种类和质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仍然面临诸多考验。因此，树立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具有强大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是居民食物需求日益多元化。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居民对主食类的消费量趋于减少，对肉类、奶类、蔬果等高价值食物消费量会大幅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呈现出对谷物直接消费减少、动物性食物消费增长的变化趋势，处于动物产品替代口粮消费阶段。从2013年到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谷物消费量从380.5克/天下降到360.0克/天，降幅达5.7%；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居民谷物消费量远低于农村居民，如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谷物消费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429.9克/天，比城镇居民高出约四十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人均禽肉类消费量从89.9克/天增长到123.8克/天，增幅达37.7%；水产品消费量从28.5克/天增长到38.9克/天，增幅达36.5%；蛋类消费量从22.5克/天增长到36.2克/天，增幅达60.9%；奶类消费量从32.1克/天增长到39.5克/天，增幅达23.1%。

二是居民膳食结构不均衡现象突出。目前中国居民膳食结构已经出现了不均衡趋势，营养过剩和部分微量营养元素摄入不足并存。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居民畜禽肉类日均消费量明显高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推荐量，如2021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禽肉类日均消费量分别高出平衡膳食宝塔（2022）推荐量最大值的70.5%和58.1%;同时全国居民日均谷物消费量大大超出推荐量，特别是农村居民谷物日均消费量高出推荐量最大值的43.3%;奶类日均消费量远远低于推荐量最小值，如2021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日均奶类消费量分别仅相当于推荐量最小值的16.6%和8.5%;薯类消费量也明显不足，2021年全国居民日均薯类消费量为7.9克，不到推荐量最小值的六分之一（见表2）。从营养元素摄入角度来看，我国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三大营养素供应充足，基本能量需要得到满足。但优质蛋白摄入量较为不足，大量居民存在维生素A、铁、锌和钙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情况，容易增加膳食相关性疾病的发病率。

三是“舌尖上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浪费的食物达到13亿吨，占全球当年食物总产量的25%～30%。虽然我国人均粮食浪费在全球排名并不高，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总量仍然惊人，蔬菜、水果等七大类食物按重量加权平均损耗和浪费率合计22.7%，若能减少一半损耗，可每年节约2.3亿吨食物，满足1.9亿人1年的营养需求。消费者在外出就餐过程中，由个人决策所产生的食物浪费现象更为严重。在我国城市地区，餐饮业消费者每年餐桌上造成的食物浪费（熟食）约为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口一年的食物量。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在外就餐的频率不断增加，由此引起的餐饮业浪费问题也将更加严重。粮食浪费意味着大量的水资源、土地、生产资料等资源的无效消耗，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增加了额外的环境负荷。因此，食物的浪费性消费已成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额外负担。

一是耕地“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并存。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资源，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重任。中国人口基数大但耕地资源十分匮乏，为满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庞大的农产品消费需求，长期以来耕地资源超强度开发、超负荷利用，带来了严重的耕地土壤退化问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基础地力较高的一至三等优质耕地占31.24%，四至六等耕地占46.81%，耕地基础地力相对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的七至十等耕地占21.95%。而耕地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能力，威胁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耕地与非农用地之间的争夺也在不断加剧，不少耕地被占用，粮食生产面临日趋紧张的耕地供给压力。

二是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尚不强。在有限的耕地基础上生产出产量更高、质量更优的食物，根本出路在科技。2022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2.4%，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距离，如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已经接近100%。种子技术是农业科技进步中最重要的技术，是促进农业生产力稳定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已达到45%以上，但种业创新不平衡不充分。如我国在杂交水稻育种方面有较大优势，大部分蔬菜、水果以及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国产品种也有较强竞争力，但是小麦品种选育水平落后。与此同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难以为创新性研究提供足够支撑。

三是“谁来种地”问题突出。要保障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必须回答好“谁来种地”的问题。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农业后继乏人问题严重，这的确不是杞人忧天啊!”在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意愿下降的交互叠加影响下，农村劳动力总量加速减少的趋势明显，农村空心化、土地撂荒现象突出，不利于保障粮食数量安全。另一方面，留守农村的大部分人员自身素质禀赋较差，在科学生产经验、先进技术接受与应用等方面存在突出短板,通常在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方面也存在明显劣势，不利于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一是食物产需结构不匹配。目前我国食物供需总格局是“口粮自给有余与饲料粮短缺并存，普通粮食过剩与优质粮食短缺并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居民谷物消费量占主要食物消费总量的比例下降到31.7%，肉禽、蛋奶和水产品的占比则上升到21.0%。肉禽、蛋奶和水产品是依靠粮食生产的动物性食物，但是目前我国饲草特别是优质饲草供给不足。农业农村部经过初步测算，指出要确保牛羊肉和奶源自给率的目标，对优质饲草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2亿吨，尚有近5 000万吨的缺口。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口粮的自给率均超过95%，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而当前我国粮食产出有着较高的同质性，优质谷物、特色谷物产出尤为不足，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谷物消费需求，普通谷物产出中超出需求的部分则进一步增加了库存。

二是区域性粮食供给不平衡。从粮食生产重心空间分布来看，北方地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北粮南运”趋势明显。在我国五大粮食净调出省份中，南方地区只有安徽一个省份，“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蜀地天府国”等传统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贡献率逐年下降。与“北粮南运”相伴的是水土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和不匹配，北方地区占有全国64%的耕地，但水资源仅占19%。“北粮南运”加剧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用水压力，农业生产可持续供给模式亟需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点产区的粮食增产潜力。虽然“南水北调”工程弥补了北方地区水资源关键短板，但是水资源和粮食在转移过程中不仅消耗了巨大的成本，也进一步加重了区域水资源短缺问题，引发了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是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食物的消费需求，缓解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压力，需要通过大规模进口实现调剂。粮食生产没有国界，但粮食贸易存在国界。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格局下，极端气候、自然灾害、粮价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世界粮食利用风险与不确定性也随之加剧。如新冠肺炎暴发后，多国未履行提前通报义务，直接实施农产品出口限制，影响了全球34%的主粮贸易。而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普遍高度集中，进口的安全性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大豆为例，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显示，2022年我国从巴西和美国进口大豆金额分别占当年大豆进口总金额的60.95%和31.20%，两者合计92.15%（见表3）。

当前，我国农村的人力资本、科技水平、生产结构等无法有效支撑大食物观理念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因此，要实现从粮食安全观到大食物观的战略转变，需要加快构建与大食物观理念相适应、相匹配的政策制度体系。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任务，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全面夯实大食物观的物质根基。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着力推进人才培养，为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提供要素支撑。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优化农业支持政策，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要引导居民调整膳食结构，减少食物浪费和损失，形成健康、节约、绿色的食物消费理念。

大食物观要求把牢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而我国粮食产需中长期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任何时候都不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麻痹大意。大食物观没有降低粮食的重要性，践行大食物观决不能降低粮食生产指标。一旦粮食生产出现滑坡，粮食供应就会趋紧，整个食物保供体系就会受到动摇。要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合理利用好、切实保护好耕地。要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田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要开展农田整治恢复行动，复垦闲置撂荒耕地，有序改良边际土地，补充耕地后备来源。

大食物观要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而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和设备支撑仍然较为不足。在有限的资源禀赋下，科技创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战略，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加大对种质创新、新品种选育的支持力度，突破农业“卡脖子”难题。要加大生物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微生物生产食用菌、益生菌和微生物蛋白食品，为保障食物多样性作贡献。要着力解决我国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短板，强化现有品种技术组装配套和集成创新，提高良种良法覆盖率和到位率，增强牲畜类产品的饲料供应能力。要重视节水、节肥、节药技术的转化应用与推广，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要强化农业现代化技术配套，加快建设粮食烘干仓储、农产品产地冷藏和冷链物流设施，提高农业机械在粮食生产环节的应用，最大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不断强化传统和常规农业技术创新的同时，应不断加大对有利于践行大食物观的技术创新和研发，如耐碱品种研发、适应深远海养殖的水产品品种、养殖设备和养殖技术的研发等。

大食物观要求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而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仍以传统耕地劳作为主，缺乏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专业技术人才。要鼓励地方政府与当地职业学校、大学等合作，成立农业育种、养殖、捕捞、防治等专门技术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人力资源。要面向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招聘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完善基层农技人才队伍，打通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要推进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理事长等为重点，加强专业技能培训，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要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拓展畜禽水产养殖等领域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坚持服务和带动好小农户。要提高农村人才福利保障，实施人才薪酬奖补、农业低息贷款等政策，吸引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城市退休人员等高素质人才到农村参与大食物安全体系的构建。

大食物观要求赋予人民食物选择的自由权，而当前我国优质化、差异化和专用化农产品发展较为滞后。要以农业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品质提升、结构优化、供求协调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结构与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匹配度。要建立营养导向型农业食物生产体系，探索创新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立体种养、庭院种植等生产模式，实现农业高效生态发展。要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适度发展粮经轮作、粮草轮作和粮肥轮作，因地制宜发展饲用玉米、青贮玉米和优质牧草。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由初加工向深加工发展，增加适度精深加工的农产品供给。要完善全国粮食生产区划分和调整，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打造产销合作新格局。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过程中，要防范农产品“去产能”、种养殖业产业同构、耕地资源流失、农民利益受损等风险。

大食物观要求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农业高物质投入依赖型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不充分。要彻底扭转这一局面，需要构建与大食物观理念相适应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要加强气候适应型农业技术、可持续农业等领域的投资力度，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力和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要推动农业补贴重点支持重金属污染治理区、地下水超采区调整种植结构，以及粮改饲和种养结合型循环农业试点。要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面、提高保费补贴标准，探索将区域主要特色农产品纳入保险保费补贴范围，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要完善粮食生产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统筹兼顾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粮食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补贴力度，保证农民种粮合理收益。要针对小农户制定适当的激励计划，鼓励小农户广泛采纳绿色生产技术，促进小农户与低碳高效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大食物观要求确保居民吃得安全健康和营养均衡，而当前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要以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为抓手，引导居民合理调整膳食结构。要引导居民增加对全谷物、奶制品、蔬菜和水果的消费，针对奶制品消费严重不足的现实，要加大奶制品营养健康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对奶制品的主动消费意识，改善膳食质量。另一方面，要引导居民适量减少对耗粮系数高且威胁健康的红肉消费，促进形成绿色的食物消费习惯，如可以尝试执行差异化税率或营养干预计划。同时，要加大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营养短缺问题。要开展“营养支持计划”，通过发放食物消费券、代金券等方式，确保弱势群体能够消费得起健康营养的食物。针对食物损失浪费现象，要加快构建节损降废政策体系，加快《反食品浪费法》等保障食物安全的立法进程，设立“节粮日”“营养周”，促成全社会形成珍惜粮食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