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每个人都不少见这样的报道：种粮大户开着先进大机械种地，然而现实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真的不见得清楚。传统农业已经沦为中国最没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行业之一，绝大多数健康优质的农村劳动力是不会选择务农的。而另一方面，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指出中国农业面临的四大问题：

1.日益丧失国际竞争力，表现在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进口日增；

2.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普遍高于国际水平，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

3.农业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助才能生存；

4.生态环境恶化，农业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谁在种地？

为什么不愿流转土地？村里都是种子田，1斤良种比普通小麦贵两毛钱，地租低了，农民不干；地租高了，租不出去。另外，庄稼人有土地情结，家里种着地，一年口粮、吃菜都不用花钱了。调查显示，许多村庄七成以上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还有两成以上边种地边打零工，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和家庭妇女。

现在从种到收都是机械化，但浇地、打药等不少活还要人工，比方说机播断线，补苗能不能补够，农民种自家的地，比给别人干用心。现代农业不能光看产量，更要看质量，看发展后劲。普通农户连年丰收背后，一些问题凸显出来。

农业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

分析城乡二元经济的重要理论工具就是刘易斯拐点，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然接近或达到了这一拐点。但从拐点实现条件的经济学含义来看，农业的边际劳动产出等于城市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这一现象将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和农业边际产出接近城市工资。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和城乡收入扩大的数据严重不符。

究其原因，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教授认为，要素市场不自由是导致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主要因素。具体说来，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了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市民化，在福利、教育等重要问题上的非市民化歧视迫使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扎根。土地用途、供给的政府管制又造成了高企的房价，让农民工没有能力融入城市。而农业用地交易的多重限制（产权界定、可交易程度和所谓18亿亩红线等），又使得农业本身的高效发展无从进行，通过规模化和资本化来提升农业现代化的空间被土地交易的多重限制锁死，使得中国农业竞争力急剧下降。

中国农村已经沦为老弱病残的集中营

北达科他州位于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亚麻籽、小麦、大麦、葵花籽等11种农作物产量均名列全美第一，农业产值在全州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25%(约为美国平均水平的4倍)，农民占该州就业人数的24%(美国的平均比例还不到2%)。也就是说，这个州的四分之一人口，都是板上钉钉的农民，整个GDP的四分之一，也全靠农业。

专家的调研手记显示：农业水平的高低与人口素质关系很大，以当地典型农户格雷格一家为例，他必须同时兼具，农民、经理、会计、机械师、焊工、木匠、兽医、化学家、农艺师、教师(向帮工演示如何当农民)、市场营销师、投资者、餐馆老板(格雷格家与别人合作在华盛顿开了一家高档餐馆，专门经营北达科他州的本地菜)、电工等等职业。而这个家庭仓库里堆放的农业机械同样令人眼花缭乱，美国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高，看来确实名不虚传。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所有这些农业机械的总价值大约仅为22万美元。相当于132万人民币左右，与一辆路虎越野车的价格差不多。

中美两相比较，可想而知农业的现代化离不开人力资源的现代化。当中国农业已经沦为农村优质劳动力所不愿从事的行业，当中国农村已经沦为老弱病残的集中营时。我们距离城乡差距逐渐收敛的刘易斯拐点还有很大的区别。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橄榄形结构是普遍公认的稳定结构，成熟发达的社会都是以大量中产阶级的存在为标志的。根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研究，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呈现典型的到丁字形结构，即相对贫困的底层阶级占据庞大的人口比例，这种结构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

土地流转，还是不流转

虽然土地流转遇冷，但还是有相当优势的，但是要讲究顺其自然，要适度。土地流转要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业相适应。当然，土地流转也不是唯一规模经营的方式。依托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土地托管、代种等方式，带动广大普通农户，既能发挥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也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也可以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不过，想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扶持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这块短板。其中，政策补贴是最受农民关注的部分。种不种地都可以拿、发放不够及时、数额有不足等都是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想解决补贴的问题，首先要在制度层面落实金融支农政策，安排一定额度农业信贷资金，缓解新型主体季节性、临时性资金需求。

一个有竞争力的农村，需要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更需要较高素质的农业人才

从这些底层社会成员的构成来看，农村人口依然占有绝对多数。以当前的城市政策来看，能够成功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工家庭少之又少，大多数农民工在丧失竞争力的年龄时返乡将积聚更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当前的农村发展缺乏现代化农业的升级和规模积聚。另一方面，务工人员的二代子女在不同生存环境下的自我认知和权利公平意识的有限觉醒，都将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不难看出，创造底层社会的上升通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一个有竞争力的农村，需要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更需要较高素质的农业人才，产业和人才的发展可以两相促进。产业的现代化离不开资本的介入，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会让资本有长期经营的信心。但鉴于农村教育的相对不足，培养合格的农业工人和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体系是现代农业必须要有的投入。

减税、补贴等方式扶植和激励企业的职业培训和体系建立

职业发展路径的缺乏，也是困扰农民工群体的融入城市的障碍之一。在其它行业中，随着经验和技能的积累，都有相对的晋升通道让人力资源实现增值和积累。而农民工群体所从事的加工制造业流动性大，难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积累和提升。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职业技能培训缺失的困境。如何利用好这个契机，让企业的转型升级成为高级蓝领技术工人职业培养体系的建立的动力，这有利于为低收入群体打开一条融入城市、进步发展的可行路径。

政府对市场化人力资源的培养方向固然是无的放矢，然而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扶植和激励企业的职业培训和体系建立，有利于为农民阶层的职业发展营造可期许的职业生涯发展通道，或许可以成为引导农业现代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措施。

来源：三农补贴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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