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升级是适应市场化需要、实现更好发展的重要路径。不过与此同时，产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等也导致用工数量减少，散户竞争优势下降，进而使得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参与产业、从中获益的机会。这个“两难”困境考验着地方政府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智慧。

西南地区一个水果种植基地，以往采摘期需要聘用近百人进行水果分选，而自去年引进选果设备后，不到10个人就能完成选果工作;在一些养殖合作社，因为机械化替代人工，全年用工减少数百人次……记者在部分脱贫地区采访发现，乡村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暗藏隐忧。

南方某村在脱贫攻坚期间打造了一个优质稻项目，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农忙时节会聘请原来的贫困村民，有时一天要聘请20多个，日均工资最高能达到200元。

去年，优质稻收成欠佳，年底算账，发现亏了不少。“这个项目由一个合作社承包经营，人家今年准备尽量多用农机服务。”该村村主任告诉半月谈记者，以插秧为例，插秧机1小时工作成效，相当于1个成人劳动力耗时3天多的手工插秧成效。

在东北某县，当地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三方合作的形式发展肉鸡养殖产业。村干部和村民有一些担心：企业产业链完备、发展模式固定后，不跟我们合作了咋办?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不少扶贫产业由企业运营、管理，只是给村里和合作社分红，独立性很强，如果雇工持续减少，这些产业和脱贫村的联系会进一步弱化，企业或者投资者还可以赎回原来扶贫资金的股份。“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比较令人担忧。”一名基层干部说。

除此之外，乡村产业中一些散户、小户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被淘汰。奶牛产业是西北某地的特色优势产业。经过生鲜乳价格急跌等产业阵痛后，当地奶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规模养殖的牧场成为主力军，散户几乎全部退出。

记者来到当地某村的一个奶牛养殖园区，园区内的挤奶站已废弃，储奶罐落满灰尘。目前园区内基本已无挤奶牛，部分散户选择饲养育成牛，成为奶牛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风险较小，同样，收益也较少。

现实很残酷。农民如果跟不上升级步伐，就会被产业淘汰。目前来看，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升级主要面临两方面难题。

一是乡村地区留守劳动力多数年龄偏大、素质偏低。

在中部地区的一个脱贫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告诉记者，村里前些年开办了一个筷子加工厂，但在村里聘请的工人缺乏职业意识，上班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无故旷工，日常一共就是10个人，却经常出现两三个人同时不能到岗的情况。

西北地区一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共拥有4个牧场，奶牛存栏量超过万头。2015年开始，该合作社向附近村里的残疾人、贫困户送出了180多头牛犊，让他们养至产奶时再返销给牧场，以此带动脱贫。

不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虽然合作社提供了兽医、配种等服务和部分饲草料，但送出去的180多头牛犊仅收回8头，愿意滚动发展的农户更是屈指可数。“喂牛是个苦差事，有些人不愿意吃苦，还有一部分人养殖技术不过关，养了一段时间就把牛卖了。”

二是产业升级后参与门槛提高，而农民普遍缺乏资金，且融资困难。

以奶牛产业为例，因为牛犊价格上涨，不少散户退出后便没了融入产业链的本钱，即使可以贷款，许多人也无力承担风险。今年48岁的张玉(化名)2016年以每头9000元左右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40头奶牛，还了17万元的饲草料钱，加上这几年家里的用度，已无力重返养殖业。

“以前一头大牛才能卖1万元左右，现在一头六七个月大的牛犊都要1.4万元左右。”张玉说，现在想养牛需要大量资金，养不起牛的散户只能外出打工。“卖牛以后，我因伤赋闲在家，妻子到附近的棉纺厂打工，牛棚已经空了5年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基层干部普遍表示，乡村产业升级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对于这一过程中农民的阵痛不能听之任之。一方面，要通过针对性培训等手段，提升村民的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云南会泽云露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国伟认为，在提升劳动技能方面，要改变简单粗放的培训方式，对培训后稳定就业的群众，采取精准奖补等方式，推动其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要尽量保留和发掘一些便于散户参与的环节或岗位。云南省凤庆县雪山镇新联村第一书记海往认为，在乡村产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过程中，可以深挖农户参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

广西行政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凌经球建议，对于被代替的50岁乃至60岁的村民，要想办法开发其他就业岗位；对一些特殊家庭(无就业人员、又无法外出务工的家庭)则需安排一些公益岗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像攻坚期那样高度重视，不松懈。”此外，专家认为，当前遭遇的阵痛，与前期一些扶贫产业发展中，农民缺少话语权与主导权有关。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合作社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民抱团发展的能力，才能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变被动为主动，分享产业升级带来的更多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