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吹响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号角，事实上，该政策可以视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这个普惠金融国家战略的深度延续。按照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克服传统农村金融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痛点，还能极大地缓解农村弱势群体的融资难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然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仍面临着不少现实挑战，其发展路径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字资源以及信息技术产业是乡村产业数字化、农业经营和服务数字化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据2021年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低于城镇地区23.9个百分点。近年来，一些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展金融科技、探索数字金融业务，但因为当地基础设施薄弱进而导致客户需求不足、展业难度大等难题，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发展规划。

第二，数字鸿沟有待跨越。由于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我国农村居民仍面临着严峻的“数字鸿沟”。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极大提高了金融的普惠性，但在农村地区由于“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的存在，仍有不少农民难以掌握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知识和技能，或者并不拥有支撑数字化的工具。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我国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比城市居民低37.5%。事实上，“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农民身上，还体现在农业的数字化程度不高、数字农业基础不成熟、农村数据归集和利用水平低下、县级政府的数据治理能力不足等方面。即使有科技力量的支撑，但考虑到不少农户不在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内或者因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滞后，“数字鸿沟”问题依然是一道难题。

第三，数字化人才缺乏。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还面临着严峻的数字化人才缺失问题。据《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调查研究报告》，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上仍面临理念、机制、人才、技术、数据等多方面挑战，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在转型资源、科技能力等方面存在约束；73%的样本银行认为创新技术人才不足，是推进数字化转型中最普遍的挑战，尤其以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真正的数字化转型，实质是组织、文化、流程、管理等全面变革，并不是单一部门或者单一项目能够驱动实现的，数字化转型不是靠银行科技部来推动的，而是靠管理思想的转变，重在“人”的转变。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信机构，员工的平均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科技人才总量少、占比低，成为其发展数字金融业务的主要障碍。

第四，数字化风险控制难。农村金融机构以支农支小支微为主要业务，服务对象有着天然的弱质性，其风险水平相对较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显示，在金融机构评级中，8 -10级及D级的高风险机构共有545家，占比12.4%，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从资产质量看，截至2019年末，全国农商行（不含农合行、农信社）不良贷款余额6155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90%，为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的2.1倍。而当农村金融机构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金融业务后，还面临着新的数字化风险的冲击。国有大型银行凭借其资金、人才方面的优势，早就对数字化风险防控做出了布局，而大多数农商行受其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往往没有建立与其相应的数字化风险防控体系，为其数字风险控制带来巨大的挑战。

第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生态缺失。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的生态体系来看，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启动较晚，体系不完善，也面临着更多的难题，解决难度也较大。具体表现为：一是金融供给主体的意愿与能力不足，数字金融服务系统投入少，有针对性的产品服务供给有限，智能化金融互联网终端的布设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二是综合性的大数据信用体系建设与使用难度大，数字金融应用场景建设、发掘不充分；三是地方政府认知与理解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四是相关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监管难。

第一，夯实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首先，扎实推进“宽带乡村”建设。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和投资力度，通过实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等重点工程，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投资规模，加快农村宽带的应用与普及。其次，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积极推动乡村网络接入设备更新、线路改造和服务升级，大力提升农村固定网络接入的能力和速率。再次，加快推动5G基站布局。逐步实现从重点乡镇、村庄5G覆盖到城乡深度覆盖，完成农村5G基站、管线、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最后，积极探索5G助农惠农场景应用。鼓励农村企业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数字农业农村转型升级。

第二，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为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从农村金融机构的角度看，既要积极开展线上活动，如利用微博、微信、官方网站等多种方式推送金融知识，主动引导公众了解数字金融的相关知识，增加对数字金融的认知；也要大力开展线下活动，如利用其营业网点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在网点发放相应的宣传资料，通过电子显示屏、自助设备、液晶电视等形式宣讲金融知识，学会辨别金融产品的真伪，树立金融风险防控意识，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从农村金融管理部门的角度看，不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向农村居民普及基础金融知识，还可以通过网站、微信、抖音等新兴媒体传播金融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可与当地学校、村委会等单位合作组织相关的主题活动。

第三，推进农信系统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转变省联社职能定位，因地制宜推进省联社改革。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省联社要逐步释放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同时进行市场化股份制改造，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提升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为数字化转型扫清障碍；省联社应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尽快研究出台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模式，坚持因地制宜选择改革模式。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农信机构服务能力。对于农信机构来说，尽管已经明晰了产权归属并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这并不等于建立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站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风口上，未来仍要坚持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完善相关的制度规章，稳妥处理大股东与小股东、国有股与民营股的关系，构建权利相互制衡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企业制度，提升服务“三农”基础能力。

第四，推进农信机构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涉及战略、组织、系统、流程、产品等多个方面，结合我国农信机构的发展现状来看，其数字化转型可从如下两个方面逐步推进。一方面，利用地缘人缘优势做好“线上+线下”业务。农信机构分布广、数量多，扎根基层，与所在地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人缘地缘优势明显。通过分析所在地经济特点、社区人口分布、客户资金情况、金融服务交易习惯、消费行为等因素，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既可以发挥互联网精准、快速营销和全面、科学的风险控制等优势，又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线下跟进，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另一方面，利用省联社平台提升数字化水平。对于大多数农信机构而言，其科技水平及资金实力不足以支撑其自建系统或聘请高水平科技人才，可以利用省联社在整合资源方面的优势搭建核心系统或招募高水平科技人才，进而提升农信机构的数字化水平。

第五，加强数字人才引进和培养。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机构亟须补齐数字化人才短板。一是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的投入。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资金投入，既要增强与高校、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为机构培养数字人才，也要通过提升薪酬水平、加大奖励力度等方式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引进。二是加强自身人才储备和队伍建设。农村金融机构可通过选送技术骨干去业内领先的技术公司、高校进行学习培训，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金融科技能力和核心软件开发的自主可控能力。三是充分发挥省联社的作用。省联社不仅可以帮助农信机构发布招聘信息，还可以组织辖内农信机构举办专门的人才招聘会和相关培训。

第六，完善数字化风险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的数字化风险治理体系，是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提升监管能力。首先，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与县域政府工信、发改、公检法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建立相应的监管指标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其次，开发针对县域和“三农”特点的监管工具，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择机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提升监管的预警能力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提升机构数字化风控能力。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并非简单地将业务线上化，需要管理者、员工正确地认识数字化转型和数字金融业务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在战略、组织、流程、产品、交易等层面建立相应的制度，建立全流程的数字化风控体系。

第七，构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生态体系。只有形成良好的生态体系，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才能健康发展，才能有效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并非简单地将普惠金融生态数字化，而是需要采用系统性思维去看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全部要素，这里不仅要考虑“三农”数据的采集、归并、溯源，还要考虑数据的确权、估值和定价，既要关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数字化创新，也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的立法、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制定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建立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有弹性、兼容性强的应用场景，搭建高效的监管与政策支持体系是四个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