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战略，具有广阔的时空纵深。从纵向看，它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即使实现了民族复兴，乡村仍要繁荣昌盛；从横向看，它涵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社会治理各方面，而且城乡要融合发展。

实施这一伟大工程，需全党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肩负重要使命。这是因为：在五大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是关键，是其他振兴的前提。产业振兴的实施主体是有组织的农民，它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其中，农业产业化企业作用特殊，地位重要，因为它上联生产基地，下接消费市场，在产业链中处于中枢地位。

当前，农业企业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对参与乡村振兴充满激情，期望在这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其中一些企业参与的目标不明确、思路不清晰、举措不具体，带有较大盲目性。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五种思维，从“根”上辨清方向，以期收到纲举目张之效。

刚刚过去的八年脱贫攻坚，是在规定时间内，使所有贫困地区全部摘帽，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出列，工作目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而，推动方式主要是运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各种优惠政策集中投入，各类优势资源叠加聚集，成效卓著，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

产业振兴则不同。产业属于经济范畴，其成长发育，固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和支持，但更多要遵循市场规律，运用经济手段，讲究投入产出，计算成本效益，检验其成败的是“市场”而非“市长”。

因此，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一定要树立市场思维，对接市场需求，掌握市场信息，减少盲目性，提高精准度，力求收到既推动产业发展，又壮大自身实力的双重效益。调研发现，一些企业下乡村参与产业振兴，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其动因在于利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大战略，到乡村去圈“政策红利”，分“政策蛋糕”。我曾应邀参与某企业乡村产业发展项目的规划咨询，他们在项目效益评估时，赫然将“拟争取政府支持”列入其中，我毫不犹豫地发表了否定意见。很明显，这个企业是奔着“政策蛋糕”而来的，压根就没考虑企业的经营效益，套完了“政策红利”，很可能就洗脚上岸，或者“政策红利”消失了，企业也就随之消亡。还有一些企业，出于回报桑梓的朴素感情，明知产业项目无利可图甚至是赔本生意，为了增加乡亲们的收入，也要硬着头皮做。这同样不可取，因为做企业与搞慈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宗旨，“慷慨解囊”是慈善的义举，只有将企业做大做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才有做慈善的能力，否则，有慈善之心也无行善之力。

调研发现：我省为数不少的农业企业是家庭式、家族式的，以血缘为连接纽带，父亲（母亲）当董事长，子女做总经理，管理层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种企业很难做大，往往营业收入在亿元这个门槛上徘徊。

家庭（家族）和企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家庭是血缘关系，具有生物学上的排他性，遵从的是伦理道德，比如上慈下孝，惟老是从等；企业是社会关系，具有生物学上的包容性，遵从的是市场准则，比如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等。当家庭体系与企业体系、家庭规则与市场规则混为一体或界限不清时，就可能发出错误的决策信号，使企业陷于混乱。家长和董事长合二为一，如果做出的决策不正确，按家庭伦理必须遵从，“孝顺”在中国的家规占有特殊地位；按企业规则应否定或修正，因为它背离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终极目标。作为集家庭成员和管理者为一身的执行人，在家规和企规的碰撞中会无所适从，甚至引发尖锐冲突，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不是个案。

因此，农业企业必须树立现代企业思维。要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构建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作为家长，父命子从，有绝对权威。作为董事长，却要忠实执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定，接受监事会的监督，尊重经理层的意见；要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非家族成员股东，扩充非家族成员股份，形成多元股本结构，变家庭（家族）独资为合资合股，变家长（家族）“一言堂”为股东会、董事会“群言堂”。

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的显著区别是：农业企业是直接生产初级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经营对象都是鲜活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工业企业则不然。因此，不论是直接生产农产品，还是农产品加工，都要掌握农作物的特性及生长规律，树立产业链思维。比如说，农作物生长有很强的季节性，实物收获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不像工业原料，一年四季随时可供。那就需要在项目设计时充分考虑原料仓储设施和初加工环节，做到应季收储，全年均衡生产。再比如产品质量，也体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果农产品产地环境不达标，品种不优良，种养技术不规范，就难以产出优质原料，加工环节即便有世界顶级的厂房设备、一流的工艺水平，也生产不出高质量的终端产品。有的农业企业只注重加工端，忽视上下游，这很危险。因此，农业企业一定要将上游原料基地建设作为第一车间，要么自建与加工能力相匹配的原料基地，要么制定原料标准，与种养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结盟，确保源头有水、源头活水、源头优质水。

与产业链思维相关的，是产业链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农业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链初始端的效益微薄，每延伸一个链接效益就拓展一个空间，而且初始端集聚着庞大的从业群体，这些人的利益对产业链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不能急功近利，为了企业的眼前效益，降低生产成本而不顾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其结果要么保证不了原材料的质量，要么在供不应求时原材料断供，类似情况不是个案。这些年，省茶叶集团不断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上游茶农结成利益共同体，组织茶农按标准生产，给茶农稳定的预期收益，建成高标准茶叶基地99个，面积63.5万亩，实现了茶农增收、企业增效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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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省不少农业企业是家族式的，导致这些企业思维僵化，眼界不宽，格局不大，走不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很难跟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形成的时代节拍，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科技面前眼花缭乱，甚至晕头转向。

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能否融入互联网时代，能否适应因“网”而生的社会变革，对农业企业是极大的考验。

树立互联网思维，就是要善于运用互联网这一现代科技成果分析供需、谋划产业、制定标准、指导生产、开拓市场。

长期以来，业界存在一种“跟风”现象，就是看见别人赚了钱，赶紧跟着搞，项目刚建成市场又发生了变化，做了赔本买卖，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反复出现的“猪周期”。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信息在传递中或失真或转向。互联网技术出现后，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通过大数据比对，互联网传递，能及时精准分析某种产品供求现状、空间容量和发展趋势，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精准引导，防范因信息迟缓、失真带来的决策失误。再比如，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商业模式，实现了供需双方瞬间无缝对接，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长期困扰我们的“谷贱伤农”和“米贵伤民”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透明状态下“买世界”“卖世界”。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可实现农业生产过程远程控制和农产品质量远程溯源。

要将互联网思维的确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作为评价现代农业企业的重要标准。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必将为农业安上腾飞的翅膀，使之成为风光无限的朝阳产业。

品牌，是现代农业的标签。因为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理念、现代装备、现代技术、现代组织形式之上的崭新业态，而品牌就是这些元素综合作用的标志物。

中国农业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转身，即由以数量取胜的路径依赖转到质量兴农上来。这一转身是由供求关系变化决定的，农产品短缺时代终结，结构性过剩已经出现，买方市场全面形成。在买方市场主导下，产业和企业的兴衰，决定因素不再是数量和规模，而是质量和品牌。因此，在省政府的“六大强农行动”中，“品牌强农”位居其首。

品牌是建立在实物之上的文化和精神，是产品的内核，是无形的市场竞争力。同样一种产品，有无品牌，品牌影响力大小，其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天壤之别。克明面业能够在远离原料市场的南县做“无米之炊”，其挂面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就得益于“一面之交，终身难忘”的品牌影响力。反之，有的农产品质量非常好，但没有品牌做支撑，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优质不能优价，甚至无人问津。

品牌以品质为依托，而品质来自标准化。标准化是一个体系，产地标准、生产标准、产品标准几个方面缺一不可。要选准并优化与特定农产品相适应的产地环境，包括土壤、空气和水；要制定并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建立生产过程负面清单；要量化产品质量标准，做到可检测、可追溯、可投诉。同时，要破除“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惯性思维，加大品牌包装、宣传、营销力度，让品牌靓起来、活起来、响起来，使品牌转化为企业形象、经济效益。

作者：湖南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