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政府才是主体，自己只是配角，这已经成为了许多农民的固有想法，有农民表示，“没有政府的投入，乡村多少年都发展不起来”，“乡村振兴不是农民的事，是政府和干部的事，看政府投入”……

尽管国家加大“三农”投入，但是农民的主体性及内生动力并没有提高，当农民看到国家在脱贫攻坚中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的大量扶持，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便产生了政府会完全负责乡村振兴的错误观念。

乡村振兴尽管需要政府来主导，但是也需要农民的主动参与，农民没有主体性，乡村振兴便会缺乏内生动力和持续性，因此要引导农民改变观念，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发挥主体积极性，共同推荐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这是农民的共识，但目前农村90%以上的年轻人都离开了，留在村子的大多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位村干部表示，年轻人在城里念完书就在城里找工作，没回来，这样农村如何振兴。

调研还显示，尽管农民都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但又不愿意孩子回乡发展，因为乡村没有工作机会，赚不到钱，养不起家，教育和医疗资源也跟不上。

一方面，农民普遍认为没有年轻人，就无法振兴乡村，另一方面，农民又不想年轻人留在乡村，因为没有工作，挣不到钱。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便是乡村没有就业机会，正如农民所说，“对年轻人，就业是最大的吸引力，就业问题不解决，年轻人不会回来，回来干什么？”

可见，乡村振兴需要青年人才，但乡村自身环境难以吸引青年返乡。因此要增强乡村发展吸引力，丰富发展机会，提高教育医疗条件，关键是为年轻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提高青年返乡积极性，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三、无人种地，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研究发现，77.3%的农村家庭的农活由60岁以上的老人完成，农业老龄化和“老人种地”已经成为常态。并且，这一群体在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没有改变，从20年前到现在，这些60岁以上的农民仍在耕种土地，但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将是最后一批种地的人，再过5到10年，农村就没有人愿意去种地了。

同时，年轻人不愿回村，即使回村也不会从事农业生产，“谁来种地”的断层已经显现。

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时普遍采用打造重点村的方式，然而，这些重点村的选择条件要求已经具备很好的发展基础。

某农业农村局局长表示：“重点村不仅要求环境好，各方面都要好，如果只有环境好，而没有产业和文化，也不行。”重点村建设还会获得大量财政和社会资本支持。例如，某重点村在五年内获取投资超一亿元，这是其他村子无法学习和借鉴的。这种重点村不仅没有起到示范作用，也没有可复制、可推广性。

并且，过量的投入导致资源的虹吸效应，地方政府需要连续投入项目和资金无法抽身，许多投资以亏损结束，重点村负债现象普遍。

同时，重点村重点项目由外部运营，村民没有参与和收益，且大量资金流向重点村，致使其他村子没有项目和资金支持。并且因为每年有上级安排的大量资金需要使用，导致部分重点村出现为了建设而建设的情况。这不仅导致村庄之间攀比现象的出现，还扩大了村庄发展差距。

乡村旅游是许多地方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许多重点村的发展目标。许多县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构想，部分乡村计划或已经开展了乡村旅游，并将旅游视为发展唯一途径，通过发展民宿、艺术小镇等形式来吸引游客，带动餐饮等服务业发展。

然而，与许多地方的民宿建设热和旅游项目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游客少，效益低。例如，某县的乡村旅游投入力度很大，条件建设很好，但农民表示，“民宿多、旅客少，人气上不来，星期一到星期五没什么人来”。在当地某个村子，原有10余家民宿，目前只剩下路边的2家还在营业。很多民宿和饭店长期亏本，换了几个老板，最终还是倒闭。

许多乡村建设了公共文化设施，但利用率低，有村民表示，尽管村里有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公共设施，但大家普遍很忙，老年人忙农活，没时间去，年轻人更愿意看手机而不是读书。

另外，与农民生活相关的公共文化活动也非常匮乏，一些村子开展的公共活动流于形式，文明星级户、文明家庭等评比表彰活动形式化更为明显，有农民反映，“村干部评完之后将名单上报乡镇党委就完事了，被评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评上了。”某村干部也坦言，“这些活动实际意义不大，过于注重资料迎检，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表彰而表彰。”

各地开展的“送戏下乡”“电影下乡”等活动，由于脱离了农村现实，形式化现象更加严重。有些村庄只有几十户群众，观众比演员还要少。有农民说，“很多时候，幕布一摆，3个放映员，2个观众，放电影的人比看电影的人还多。”

农民们认为，现在家里都有网络，高清电视、手机里面都有电影，看起来很方便，闲时主要在家看电视、玩手机，没人会去看电影，而且都是老片子，画质模糊，基本只有放映员在看。

据调研，许多乡村老年人口比例平均为33.7%，是城镇（15.8%）的两倍。各地农村老人多、年轻人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所有年轻人都离开了村庄，导致农民普遍感到“村庄空荡、人气不旺”。以村支书表示，“农村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跃农门’，也就是要好好学习、远离农村。一个2000多人的村庄，常年在家的只有几百人，还都是老人和孩子。”另一位村干部也坦言，“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人老了，屋空了，五里之遥、千里之别。”

村庄老龄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打工积蓄用于城市购房，而农村商业因缺少年轻人的消费而逐渐式微。

在这种背景下，未来谁将留在乡村并不确定。农民普遍认为年轻人不会再回农村，未来农村将更加空心化。加上当前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在城市定居，或在城乡间流动，返乡意愿极低。按照目前趋势，许多村子将高度老龄化。

许多农民对此产生了疑问，提出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没有年轻人在家，谁来搞乡村振兴？”的问题，还有农民指出“乡村振兴需要考虑谁来照顾老人”，然而，目前依旧许多村庄的乡村振兴计划主要侧重于现代化建设，忽略了老化需求的改造。

农民对中央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但对村干部则存在不满意见。

农民认为，村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办事公正，要做到“一碗水端平”。部分村干部还存在家族化、帮派化的问题，处理事务常常看重关系远近，有些村干部只关注自家的产业，将村务工作看作是副业。农民表示，“村干部光忙自家事情了，忙着为自家挣钱，忙着开钩机、承包工程，没把心思放在为村庄谋发展上”。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年的村两委换届中，新上任的年轻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虽肩负重任，但由于年纪轻、阅历浅、经验少、权威弱，且有些人只是为了积累基层经验，并没有为村庄发展长期扎根的奉献精神。他们在带领村庄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难以胜任。

此外，村庄的党员发展也面临着家族化、圈子化、关系化、利益化、老龄化、男性化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女性党员占比极低，如某村54名党员中只有3名女性，另一村55名党员中只有5名女性。总的来说，村庄的整体党建工作质量不高，党组织活动较少，现有党建工作有时只是“做台账，应付检查”，对乡村治理的效果产生了影响。

据调研，许多农民通过手机了解国家政策和时事新闻，其中短视频平台最受农民欢迎。

农民表示，他们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耕地保护”“农业补贴”“退林还耕”“乡村振兴”“新农合”“农村养老”等政策和养殖技术、市场信息等。

然后为了流量，一些主播常夸大或扭曲政策的核心意义，随意解读社会问题。这种错误信息非常容易在农民群体中传播，影响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在流量至上的海量碎片化信息面前，农民大多缺乏辨别能力，容易被带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