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之于中国，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价值。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人口大国来说，农业的不利条件所产生的后果要更加严峻，甚至会加剧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

鉴于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具有的天然弱质性以及由于客观和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利条件，当前中国农业安全形势所面临的风险十分严峻。

近些年，在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和跨国公司操纵炒作的共同作用下，世界上的石油、水和粮食等资源越来越稀缺，各个国家对这些资源的争夺态势已经显现，将来势必愈演愈烈。

粮食、种子等农产品资源将会成为大国之间竞争博弈、限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武器。

因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前中国农业安全面临的风险是复杂而多重的：

危机一、农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农业较低的收益率和较高的经营风险及其特殊地位，世界发达国家一般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本国农民实现的经济利益的实现，降低农业的经营风险。

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不利条件的阻碍，总体来说中国农民难以通过市场来充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农业对于农民的吸引力不断衰减。进而引致农民普遍对农业生产缺乏兴趣，或者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或者仅仅为了自己生活需要种植少量农作物，而不愿意进行商业化生产，更不愿意去研究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农民更愿意遵循短期市场的信号进行自己的生产决策，当某种农产品价格下跌时他们便会纷纷退出这种农产品的生产。

如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在1995年以前是大豆的净出口国，但由于进口大豆的冲击，中国农民纷纷退出了大豆的种植，到2000年时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2013年大豆进口量为6 340万吨，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达到80%以上。

中国大豆的遭遇是一个的例子，如果农业不能对农民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而农民又完全听从市场的短期信号，那么中国的其他农产品也极有可能步大豆的后尘。

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人们不会因为价格低而多吃，也不能因为价格高而不吃，一旦发生粮食短缺，势必引起恐慌乃至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粮食绝对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商品。中国人口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再加上“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粮食短缺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势必影响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的饥荒，有钱也没用。

可能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似乎不太会发生，世界是个大市场，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粮食满足国内需要，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几家农产品跨国公司在全世界的垄断地位已经基本形成，少数农业跨国公司通过强化其在全球粮源、物流、贸易、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布局，已经控制全球粮食贸易的80%。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而这些居于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的嘉吉、ADM、杜邦、雀巢、联合利华、孟山都等农业综合巨头，无一例外全部来自西方大国。同时，WTO的规则由“四国集团”（即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所主导。它们举行闭门会议，为所有134个国家制定政策。在四国集团内部，以美国为首的农业综合巨头企业控制了重大政策的制定权。由嘉吉、ADM、杜邦、雀巢、联合利华、孟山都和其他农业综合企业起草了《WTO农业协定》，并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瓦解各国法律，保护农业综合企业巨头的强大定价权。

也许中国永远不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但一旦出现的时候恐怕就无人相救了。因为这些西方跨国公司即使不听命于他们国家的政府，也都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到时候绝对不会大发慈悲、雪中送炭的。

中国出现大规模粮食安全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希望在任何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强化粮食安全的战略意识，防患于未然。

危机三、种子安全潜藏危机

种子作为一种武器，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已经成功使用过。而在当前世界，种子可以申请专利，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将其用作武器，方式可能就更加简单了。

如果受制于人，轻者可能要付出高额费用，重者可能会造成粮食对外依赖，进而危害国家安全。

因此，粮食安全和种子安全关乎国家安全，绝对不可受制于人。

而目前农产品种子的专利权也是由少数西方公司所垄断。六家生物科技公司，即安万特、陶氏化学、杜邦、三井物产、孟山都、先正达，拥有全球稻米、小麦、玉米、大豆和高粱专利权的69%，这些作物占全球粮食供应的75%。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我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独资公司、42家合资公司、8家中外合作经营公司。这些名义上只能占合资公司49%股份的公司，却实际上掌握着种子公司的核心技术与专利 。跨国种业公司在我国的扩张，主要采取收购、兼并国内种子公司，以及通过与国内顶级育种实验室“合作”的方式，掠夺我国种子科研资源。

这样一来，一是可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人脉，在国家政策制定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二是可以获得所需要的国内种质资源，三是可以吸引中国科研院所的科研骨干力量，获得大量人才资源。

而据资料显示，当前中国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洋品种”依仗其在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的优势，可以漫天要价。寿光的菜农们不得不接受“一克种子一克金”的现实，如某些外国产的番茄种子、茄子种子和甜椒种子等，每克售价100元上下，而甜椒品种“蔓迪”更是开出了每克种子180元的天价。国外公司每年仅在寿光及其周边地区通过销售其高档蔬菜种子就拿走6亿元人民币。

危机四、非法转基因作物失控危险

中国虽然制定了法律和政策严格控制转基因农作物的进口和种植，但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监管的困难，目前中国境内非法进口和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大有失控的趋势。

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作物事件发生于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当年发现在湖北存在转基因水稻种植的现象，并于2005年4月13日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声明，此次事件是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造成的。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四五百元的补助。

2010年，农业部曾开展堪称“史上最大”的种子执法专项行动，有超五分之一的种子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超十分之一企业的许可证被注销。根据农业部的总结，这次执法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首次进行转基因检测。

2010年12月13日，农业部发布了第1504号公告，清退了27个玉米品种，其中登海3686、中农大236、中农大4号、铁研124等四个品种被知情人士指出系转基因品种。

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此类事件仍在不断上演，2014年3月31日，海南省农业厅宣布在2013年年开展的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工作中，查处并依法销毁了9个玉米、棉花转基因试验作物，还有6个涉嫌样品正在进一步检验检测核实中。
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尽管中国从未允许在境内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主粮，但在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非法转基因”却被屡次查获。

2012年6月，欧盟发出《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称在中国输欧大米制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仅2012年前6个月，欧盟已经19次通过预警通报指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
除了非法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问题外，非法进口转基因农产品的事件也频频上演。2010年11月，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披露，一批从美国进口的5.4万吨的转基因玉米被作出退货决定，原因是被检出我国不允许的转基因成分MON89034。

2013年10月，深圳口岸从进口的一船美国玉米中检出MIR162成分后，此后深圳、福建、厦门、山东、广东、浙江等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持续从进口美国玉米中检出MIR162成分。截至2014年2月24日，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在88.7万吨进口美国玉米中，检出“非法”MIR162转基因成分。
以上发生的事件仅是经过相关机构查实并公布的，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我们非常有理由担心，非法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境内种植和进口的情况可能比这些要远为严重和复杂。

由于转基因作物具有稳定的遗传性，可以在自然条件下与同类作物杂交，因而很难对其扩散进行有效控制。按照目前情形判断，非法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境内的扩散存在着极高的失控风险。

以上4大危机，中国农业又该如何剖解呢？其实，很多人都在等着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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