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是中国之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道坎。为了跨越这道坎,中国共产党相继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号召。

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企业界和企业家应该责无旁贷的肩负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同时，乡村振兴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上一个40年，中国的企业家实际上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那么，在下一个百年，乡村振兴会为实业家和投资家提供广阔的空间。

2022年4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联合印发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年)》，提出12个重点产业领域及相关重大政策，并明确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农业农村。其中，在乡村新型服务业中，鼓励社会资本发展创意农业、乡村旅游、餐饮民宿、康养基地等产业。

2022年10月24日 ，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经过初步测算,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目标,至少要投资7万亿。2023年4月20日，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未来5到10年，农业农村投资需求近15万亿元。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号召下，工商资本已发展成为乡村产业的重要力量。2019年7月1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向媒体记者表示：“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投资都在万亿元以上。“不少从地产、矿业、IT、建材等领域转型过来的的企业老板，往往在先前领域有了原始资本后，或为情所系，或为利所牵，携巨资转战乡村，包括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生鲜、电商、田园综合体，民宿，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一二三产融合等涉农领域，而且一出手往往都是大手笔。”

工商资本下乡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有三个：一是优惠政策吸引。某研究机构实地调查了56家企业,其中45%的企业表示受优惠政策吸引；问卷星平台调查的525家工商企业中, 有意愿下乡的企业中73.3%是看中了优惠政策。二是转型发展需要。受部分行业经营效益下降影响, 转型经营成为许多企业下乡的重要动因, 某研究机构实地调查的企业中约43%是基于转型发展需要而下乡。三是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回报乡里, 也是部分工商资本下乡的原因之一。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领域在不断拓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仍然是主要领域。某研究机构调研了56家企业中，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占比达到90%以上。二是参与领域呈现从农业产业化领域向农村资产盘活、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一定外部性的领域拓展。三是业务呈现多元化趋势。工商资本经营业态日趋多样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明显。某研究机构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了有过下乡经历的338家企业，近60%从事着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业务，其中以农业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种养殖+乡村旅游等组合业务居多。

一是自然风险。主要是农业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还是靠天吃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经常受到气候、天气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潜在风险。

二是市场风险。 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没有根本消除,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 企业经营面临市场价格周期性宽幅波动风险。从调查看, 不少下乡工商企业主对从事农业的风险缺乏深入认识, 最后往往以投资失败而离场。

三是信用风险。我国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滞后, 工商企业与农户合作时常面临农户违约风险。如贵州省某县一家工商企业流转农民土地种植水果, 当果树苗长成时, 部分农民强行要求回收土地, 最后在政府协调下企业只得妥协。企业主无奈地说,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企业只能干亏”。

四是法律风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产权入股工商企业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后, 由于当前法律法规规定农村集体资产只能在本村范围内封闭化处置, 当集体经济组织与工商企业组成的合作公司面临资产处置时, 却只能处置工商企业资产, 不能处置集体资产, 工商企业事实上需要承担全部债务风险。

五是技术风险。将某项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之后，实际收货的收益达不到预期收益的标准时，便会面临技术风险，有的时候还会转换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其中主要表现在生产销量过低和产品滞销。

六是安全风险。安全风险存在于农产品生产、储运和加工等环节，如几年前发生的大米镉超标事件，就是种植水稻的土壤被污染的结果。

七是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造成的风险。如伪劣种子、化肥、农药；错误的行政干预；工业污染；主要领导更换或政策变化给农业生产和经营造成的风险。其中政策变化的影响最大，如近几年非粮化和非农化政策的影响等。

工商资本转战乡村有成功者，也不乏失败者，有人脱颖而出，也有人折戟沉沙。不少投资者带着情怀投入，流着泪水出来，有人因此调侃说：小伙子进去，老汉出来；百万富翁进去，百万负翁出来；西装革履进去，衣衫褴褛出来；开宝马进去，骑自行车出来.....有人甚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十年农业九年赔钱，乡村振兴项目大部分在亏损。这个结论有些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工商资本下乡投资的残酷真相。

下面来分析一下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失败几个主要原因：

农业农村的浪漫主义是指对于农业农村的未来抱有不切实际想像，它源一种脱离农村现实、理想主义的思维。一些专家学者把乡村的未来描述得一片灿烂：农村会变成新的人类家园、农村将成为人人艳羡的世外桃源、未来30年乡村将成为奢侈品......给人感觉就是乡村振兴农村一切都会好起来，遍地都是黄金。在微信聊天群常有人抱怨说，早期很多投资就是受到某位国内顶尖专家忽悠，到农村投资，结果亏损累累。

事实上，乡村的发展没有一些专家说的那么乐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17年10月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十多年正是中国农村大踏步衰败的十多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正是这种衰败的写照。

以韩国上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开展的“新村运动”为例，韩国新村运动立竿见影，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并把现代意识引入农村社区。但是，新村运动的成果掩盖不了农民的大规模外迁和农村社会的衰退。从本质上讲，新村运动并不能扭转或减缓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城市化、融入城市化，必将被城市化吞噬。

近年流行一种观点，就是要把农业当工业来做，这种说法如果是指用“工匠精神做农业”做农业是没错的，但如果是用工业思维和方法做农业肯定有问题。工业和农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业主要是以机器和工厂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采用规模化、标准化、流水线作业的方式，但农业不行，以现有技术水平还实现不了像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管理和监督成本的控制始终是一个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务农人员的道德风险无处不在（道德风险不是道德败坏）。

道德风险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确定或不完全合同使得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在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做事不凭良心，就是偷奸耍滑、偷工减料。如很多雇工故意放慢工作速度，降低了劳动效率等。其实，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逻辑也是为了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即效率问题。

一些投资者认为关系好可以先上车，项目没手续先建设，认为很快就能报批，其实这只是投资者自己的预期，不能当成既成事实。一些地方领导急于招进客商，打包票不会有问题，但如果项目触碰了国家政策红线，地方领导打包票也是没有用的。近些年来，因为轻信地方政府承诺而上马，损失惨重的项目不在少数。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政策的变化，近数年来，国家的土地、环保、安监、生态等政策越来越紧。其中让不少新农人有切肤之痛的是做设施农业，有的以农业为依托的休闲观光等用地，园区中的永久性餐饮、住宿、会议、大型停车场、工厂化农产品加工、展销等用地，没有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打土地利用擦边球，结果全国“大棚房整治”行动被强拆，投资者损失惨重，哀鸿遍野。

工商资本下乡共性问题集中在无用地指标、融资难、征地拆迁难等方面，主要是设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审批难，近年非粮化、非农化政策则进一步增加用地审批的难度。还有就是涉农企业投资资产确权难，尤其是种养产业投入大，但这些投入的资金办理产权登记比较困难，投入资产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企业投入资金无法形成资产进行融资或贷款抵押等，因此融资只能靠亲戚帮忙。

这方面的问题与我国“三块地”改革（“三权分置”改革）不达预期关系很大。“三权分置”改革成功的一个标志是为工商资本下乡流转耕地和宅基地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和《不动产权证书》，但从公开报道信息看，到目前为止，除了试点市县象征性发了一部分外，并没有全面推广。究其原因，大概与政策落后于实践、政策设计不科学、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推行实际效果不大等有关。

项目实施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成本过高。过去土地流转费用每亩地才400元左右，近年上涨到每亩1000到1500元。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过大。不少转行做现代农业的投资者，项目前期投资过大，拆巨资开山劈石、改天换地，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的种养殖基地，打造现代化科技化的生产车间，投资过大。三是农资和用工人员涨价。以江西抚州市为例，农业用工，前年男工每天140---150元，去年每天180---200元；前年女工每天110元，去年每天130---150元，每亩需2.5个用工，这样每亩需增加开支100多元。

中国农业不好搞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基本农情有两个：一个是2015年后，农产品进入相对过剩时代，对农产品营销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个是所谓农产品价格“天花板”与“地板”的矛盾（前者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面临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压力，国际农产品价格成为国内农产品上涨的天花板；后者为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农产品成本价格不断高涨）。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没有像东亚及台湾地区综合农协那种准行政组织，来调节市场需求，控制总面积和总产量。我国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容易造成价格暴涨暴跌，带来生产浪费和破坏。如绿化苗木市场，十多年前火得不行，于是大家竞相投资绿化苗木培育，结果造成市场供给远大于市场需求，导致近年绿化苗木价格下跌，甚至无人问津，大量投资者亏损严重。

工商资本下乡做农业，如果经营模式上做跟农民一样，还是传统经营模式，那就是跟农民抢饭吃，肯定竞争不过农民，因为农民至少种地成本比你低。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案例：海南省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的嘉禾共享农庄。2013年，郑卫江周金枝夫妇全资1.39亿购买儋州南丰镇油文村的5000亩土地，创办嘉禾农业。这个农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社群资本打造订单式农业。2015年到2019年，周金枝大部分时间在杭州，在杭州干什么？建微信群，刚开始她用一个月时间把只有35个闺蜜的微信群拉满到500人，后又花一年时间，通过这500个群友分享给其他的朋友，最后形成了2000多个社群，会员人数突破30万人（99%都是女性）。此外，他们还通过阿里的“自购省钱分享赚钱”（社交新销售新程序）实现规模化裂变，现在全国有100万多个中高端会员。每个会员一年交2000元，农庄每月给他们寄高品质水果，此外，农庄还有.精品民宿。到目前为止，该农庄共投入资金10亿元，并通过合作社联合种植水果10万亩，每年销售额达2.3亿元。

参考文献：

周振，涂圣伟，张义博，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趋势特征、障碍风险与对策建议，国宏高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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