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绿色农业发展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绿色农业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受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可以通过加强金融对绿色农业的支持、积极探索绿色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等来发展绿色农业，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明确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外延，并结合黑龙江省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的实践，深入分析我国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现状、挑战，总结金融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

叶谦吉（1982）发表的《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首次在我国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随后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将生态农业由理论概念向实践模式转化。刘连馥（2003）首次提出“绿色农业”理念，并在2007年正式提出绿色农业是指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理念，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严立冬（2009）认为这一概念过于宏观，提出绿色农业是指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农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的发展形态与模式。

2016年，《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农业绿色发展”一词，我国正式开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设工作。学术界也逐步开始研究农业绿色发展。赵丹桂（2018）从农业生态资源不足、农业生态污染、农产品质量低、市场竞争力弱等角度出发，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的方式。刘泽（2018）也认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需要积极做好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调，促成农业可持续发展。孙炜琳等人（2019）认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重在转变，即生产方式、价值观念、思想导向、惯性思维等层面的转变。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研究制定《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将现代种业、绿色有机农业等11项产业纳入“生态农业”，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范围，在2023年新版的征求意见稿中增至14项（见表1）。相较于2019版中生态农业内涵，2023新版新增了绿色农业生产等多项高标准、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行为，农业绿色发展内涵进一步扩大。从国内绿色农业概念发展历程看，我国的绿色农业是由最初形成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3个级别的农产品质量体系为主的绿色农业发展体系，在实践中逐步丰富为包含整个农业活动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

国外农业绿色发展起步较早，且更偏重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于1981年提出。1988年，美国农业部对可持续农业提出法律定义，可持续农业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动植物综合生产系统。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能满足人类对食品和纤维的需要；提高和保护农业经济赖以维持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最充分地利用非再生资源和农场劳动力，在适当的情况下综合利用自然生态周期和控制手段；保护农业生产的经济活力；提高农民和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联合国粮农组织（1991）对可持续发展农业提出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农业是一种旨在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确保获得可持续满足当代及今后世世代代人们的需要，能保护和维护土地、水、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不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而且社会能够接受的农业。”1992年，欧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束下开始农业环境治理，低碳农业政策也被相应提出。低碳农业主要以绿色化产业发展方向为指导，提倡生态化、循环化，强调降低能耗污染和排放，同时提高农业产出率，最终实现农业发展的高效率、高碳汇、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绿色农业的概念是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先进农业装备和发展理念，兼顾“减少碳排放、增加粮食产量、实现乡村振兴”三大目标原则，取得单一或多重效益的农业生产体系。

当前国内农业碳排放最新数据是2018年生态环境部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碳排放总量约为12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农业活动碳排放总量为8.3亿吨CO2e，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7%。主要来源于动物肠道发酵、动物粪便管理、水稻种植、农业土壤和农业废弃物田间焚烧。从产业领域看，种植业排放占58.4%；养殖业排放占41.6%；从气体组成看，甲烷排放占农业总排放的56.2%，氧化亚氮排放占农业总排放的43.8%。本文研究数据均不包含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吸收碳汇数据。

世界资源研究所更新了2020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仍为123亿吨CO2e，其中农业部门排放6.5亿吨CO2e，占我国总排放量的5.1%，较2014年占比下降1.6%，低于全球7.6个百分点，占全球农业碳排放的11.1%。整体来看，虽然我国农业碳排放在全球范围内占比仍然较高，但农业碳排放占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单位农业GDP碳排放量及人均农业人口碳排放量均低于美国（见表2），我国农业排放已属于典型的生存排放，农业进一步减碳需要更多的战略规划和技术支持。

我国政府对绿色农业发展一直高度重视，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实际需求，陆续出台了在保证粮食安全和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实现减排固碳的政策措施，为绿色农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是强化农业种植领域的减排固碳。2015年，《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出台，确保到2020年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有效保障我国粮食供给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环境特别是产地环境的安全。“一控”是指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和农业水环境污染，确保农业灌溉用水总量保持在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水质达标；“两减”是指化肥、农药减量使用；“三基本”是指畜禽粪污、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得到资源化、综合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2017年年末，我国实现了化肥农药零增长。2022年5月，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明确了种植业节能减排、农田固碳扩容、农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替代等相关任务，并提出稻田甲烷减排、化肥减量增效、农机绿色节能、农田碳汇提升、秸秆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科技创新支撑、监测体系建设等行动方案，为种植业领域节能减排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导。

二是完善畜牧业减污降碳政策体系。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加强畜牧业和城市废弃物处理和综合利用，控制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增长。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要控制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因地制宜建设畜禽养殖场大中型沼气工程，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推进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到2020年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比例达75%以上。

三是开展草原固碳增汇系统性建设。我国高度重视草原保护和牧区发展，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基本框架，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央政府补贴，由各级政府开展的重点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组成。2011年出台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央年均投入财政资金约200亿元，惠及13个省（区）657个县1210.42万户共5066.63万牧民。补奖政策已成为我国在草原牧区实施的一项资金规模最大、受益农牧户最多的惠民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以来，草原植被盖度不断提高，2020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6.1%，全国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持续下降并稳定在10%左右。

在持续政策引导下，我国绿色农业发展已初步建立了农业农村绿色低碳转型的战略、政策和技术体系。例如，构建种养新模式，推动减量化和资源化，构建秸秆还田下水稻丰产与甲烷减排的稻作新模式，实现水稻增产4.1%—8.8%、氮肥利用增效30.2%—36.0%、稻作节本增收8.3%—9.7%和甲烷减排31.5%—71.7%的显著效果；培育并推广节水抗旱稻，每亩稻田甲烷排放降低90%—95%，在安徽、湖北、浙江、海南等地年种植面积超过300万亩；推进化肥减量增效，降低农田氧化亚氮排放，2020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比2016年减少12.3%，测土配方施肥19.3亿亩次，比2015年增长17.7%。2021年96个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降低粪污处理过程中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在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方面开展了多项实践探索。一是引导金融支持绿色农业由单一的生产种植端拓展至全产业链条。针对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农业生产端的现状，建立了区域绿色农业全产业链企业库，引导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上游的种业研发、下游的农产品流通加工等环节主体予以信贷资金支持。二是建立银行与绿色农业项目对接机制。例如，黑河市开展政银企对接活动，帮助金融机构获取绿色农业发展重点项目信息和信贷需求，实现辖区金融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零的突破。三是畅通金融机构与绿色农业主体信息沟通渠道。定期开展金融机构与绿色农业主体对接，了解绿色农业主体转型发展的融资需求变化，精准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水平。

一是政府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开展混合融资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例如，荷兰合作银行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在印度开展“可持续农业保障计划”，利用国际开发署在可持续农业领域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荷兰合作银行基金会与世界各地金融机构合作的信用基础提供担保，引导当地商业银行、金融企业发放信贷资金。

二是政策性指导信贷资金定向支持低碳农业发展。例如，巴西在2010年推出“低碳农业”信贷计划，每年政府按照约农业总产值的30%确定信贷投放额，为巴西农业综合企业和农民提供融资。每年向农民提供1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激发农民更多地进行可持续农业生产，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加碳汇，鼓励免耕农业，恢复退化牧场，进行生物固氮和动物粪便处理等，实现“农作物—畜牧—森林融合”。

三是探索使用碳汇偿还信贷资金模式。阿尔法基金和秘鲁环境部在2014年合作提供1亿欧元的担保资金，保护57万公顷的自然森林。该项目大幅降低了私营部门贷款风险，吸引了机构投资者加入该基金。贷款主体利用该计划产生和出售的碳信用额来偿还贷款。碳信用证的一部分也被抵押作为贷款的担保，即在违约的情况下，未来一定数量的碳信用证与贷款还款挂钩，通过销售可持续产业经营权和碳排放权的收入流来偿还贷款。

四是政策性担保支持绿色农业发展。例如，美国农民家计局每年提供贷款总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用于保护农民耕地项目顺利进行。同时农民家计局还为符合条件的农民提供担保帮助其获得银行贷款，并对贷款利差进行补贴。又如英国政府2023年绿色金融战略中，明确要求到2030年累计发放10亿英镑的私人信贷用于支持英国土地的“自然恢复”。

五是金融科技强化农业数字金融平台。例如，农业科技公司Sat Sure Sparta是一个开放式创新数据平台，将卫星图像与天气、物联网、社会和经济数据集等相结合。农户可以使用Sat Sure Sparta进行作物健康监测，分析种植和气候模式，提升供应链效率。金融机构还可以使用Sat Sure Sparta在农场和村庄层面的历史作物数据来评估农场层面的风险和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印度的银行已使用Sat Sure Sparta平台向近200万农民提供了贷款，为50万户农民提供保险理赔服务，10万户农民提供咨询服务。又如菲律宾Pessl公司与超过1万户农民合作，通过部署30余种专有的农业气象物联网设备，自主测量和传输环境数据，这些数据经过处理并通过简单化的移动应用程序交付给农民。农民能够充分使用这些数据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并提高产量。

我国绿色农业发展起步较晚，当前我国农业仍处于“高投入—高产出—高排放”的发展阶段，农业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远低于欧美50年至70年的缓冲时间，短期内难以实现“低投入—高产出—低排放”的发展范式，我国绿色农业的经济产出效益不足问题凸显。根据对黑龙江省大豆主产区100户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种植户调查，90%以上的种植户表示绿色认证大豆产品与未获认证的市场价格一致，下游收购端只关注蛋白等营养成分，绿色认证并未提升种植效益，但认证费用以及绿色生产过程中的减药减肥会一定程度上抬高成本、影响产量，种植户绿色转型的意愿并不强烈，绿色农业转型升级的信贷需求较少。

农业系统的技术革新和低碳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当前我国支持农业信贷资金多以短期信贷资金为主，无法满足绿色农业发展的周期需求。要开展中长期的信贷资金支持，银行的预期收入必须超过其提供信贷资金成本。当前投入农业领域的贷款利率下行空间已经较小，绿色农业发展的地域性较强，金融机构难以探索出收益稳定、可复制可推广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模式，制约了金融支持绿色农业发展。此外，农业科技研发、节能减排技术推广等关键环节具有资金需求大、风险高的特点，目前对农业的金融支持仍以银行贷款为主，其特性与上述环节风险回报不相匹配。绿色农业发展需要各类资本的广泛介入，基于财政性、开发性、商业性等各类资金的风险、收益特点，创新金融支持方案。

随着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农业碳汇规模逐步增加是发展趋势，农业碳汇交易有着广阔前景，不仅利于农民增收，还能促进传统农业向绿色低碳农业转型，更能促进落后地区碳扶贫等模式的发展。但当前农业碳汇工作刚刚起步，市场化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农业种植环节碳减排的正外部性很难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目前能够进入碳市场的农业减排项目很少，农业碳汇市场发育尚不健全，农业“碳源”和“碳汇”的基本情况尚不明晰，相关制度和政策机制有待完善，农业碳汇市场建设缓慢，无法判断绿色农业减排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制约了碳汇储蓄、碳汇期货、碳汇信用贷款等新型碳汇金融产品发展。

一是建立完备的绿色农业全产业链。学习借鉴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境外大型农业企业的实践，提升绿色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提高种植主体绿色转型发展意愿。二是政策引导绿色农产品区别于其他农产品，如在收储端设立绿色农产品价格标准体系，提升市场对绿色农产品的价值认知。三是强化数字科技在绿色农业领域运用。通过建立完备的数字系统，监测农业生产过程中气候、土地、市场需求等多维度变化情况，帮助种植主体在绿色种植过程中降低成本和风险，提高绿色农业生产收益。将农业重点减排技术，纳入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界定标准。建设绿色项目库，将具有明显减排效应的农业项目入库，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鼓励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等积极借鉴国际经验，采用“金融+科技”的服务模式，为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数字金融解决方案。四是扩大绿色农产品下游需求。多渠道宣传绿色农产品的食用价值，建立下游绿色食品加工企业与绿色农业种植主体对接机制，提高下游加工企业生产绿色农产品的规模需求。

一是强化国际机构合作，丰富农业绿色低碳项目融资渠道。借鉴国外国际机构与基金会、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等经验模式，鼓励农业绿色低碳项目建设方与国际组织、多边开发银行等开发性资金对接合作，担保建立混合融资体系，撬动更多商业性资金投向农业绿色低碳项目。二是银行机构应主动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和研发力度，因地制宜地推出绿色农业系列信贷产品。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一企一策”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重点支持减排技术向新型农业主体、小型种植户、加工企业推广。继续发挥保险机构的引导作用，依托科技手段，高效识别农业绿色种植和加工主体。三是细化绿色农业项目事前管理体系，明确信贷资金准入条件。减少绿色农业项目中财政资金占比，明确财政和金融合作如何匹配提高项目收益，强化对项目建设后期的资金监管保障，发挥好重点项目对绿色农业转型的支撑作用。四是建立省级或市级专项担保基金、“三农”、中小企业绿色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加大直接融资在支持农业科技研发、培育龙头加工企业、整合品牌资源等方面的投入，有效缓解农业加工企业“小、散、杂”无序竞争。

一是通过加强财政扶持、补贴减免等政策手段，有效激发市场活力，鼓励更多的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积极推动农业碳汇发展。二是加强对农业碳汇产品价值的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公众对农业碳汇的认知度和重视度。强化政府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农业碳汇市场交易的政策、机制和途径，建立健全农业碳汇市场交易机制，积极创新交易模式。三是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和支持我国碳交易市场和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在已有的农业碳票机制和农产品碳标签机制的基础上，可以探索新型的碳汇金融产品，如碳汇储蓄、碳汇期货、碳汇信用贷款等。同时，扩大农业碳汇交易和农业碳汇市场化产品的试点范围，大胆探索农业碳汇市场化的有效路径。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课题组，（课题组组长：何志刚；课题组成员：李淑贤、陶岩、姜丹丹、叶碧莹、张赢月、翟海琛；执笔：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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