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到广泛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家乡带来了资金、技术、新理念和新的市场机会，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也减轻了沿海城市的就业压力。也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出台了鼓励农民返乡创业的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当然不是始于现在。1990年代开始，大量农民进入沿海城市务工经商，他们在沿海城市寻找获利机会，将所获收入汇回家乡，农村因此变得更加繁荣。也有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有了积蓄，学习了技术，学会了经营，再加上农村当地有了一定市场，就返回家乡开店办厂。他们成为最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这个意义上，在东西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民前来务工经商，同时也有农民工将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所获收入、技术、经营理念带回家乡的相反方向的运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个自发且持续的运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程。

农民工返乡创业有两个动因。一是在家乡发现获利机会，因此将外出务工经商所获的积蓄、技术和理念带回家乡，以在家乡创业获利。二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往往只是为了更好的家乡生活，返乡创业是他们仔细权衡利弊后做出的艰难决定。

在外务工赚不到钱，年龄大了就要回到家乡。农民工会在外出务工、返乡创业、自身资本（年龄、技术、资金、关系等）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做出理性决策。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农民工进城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直接推动了农民工返乡创业逻辑的变化，因此出现了与第一波返乡创业潮不同的另外一种逻辑。

1990年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目的是从城市获取收入，以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农民工进城了，农村家庭有钱建新房，支付得起更高的人情开支。就是说，农民进城，农村更加繁荣。农民进城是手段，返乡才是目的，就是要过体面舒适的村庄生活。村庄是家乡，是魂牵梦绕的地方，是相互攀比产生人生意义的熟人社会。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待的时间越长，对家乡的牵挂越少，也越适应城市生活。进城的农民不再是在城市挣钱回农村消费，他们越来越希望在城市买房安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在家乡县城也要买房。靠自己务工经商的收入买不起房，就将父母务农的收入一并拿来买房。过去是进城青壮年将务工收入汇回农村家庭，现在则是留守的中老年父母将务农积蓄拿出来支援进城子女。也就是说，不仅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了，而且家庭这条管道将有限的农村收入也吸进了城市。农村真正衰落了。

当前多数农民都想进城，并且希望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不过，仅靠务工收入，一般农民家庭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家庭往往举家合力在县城买房，农村中老年留守父母为进城年轻子女提供支持，减轻负担。年轻人勉勉强强进了县城。

县城的优点是房价往往不高，缺点是获利机会不多，工资收入不高。靠在县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很难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农民家庭在县城买了房，却必须到沿海地区大城市务工经商，以获得在县城维持生活的收入。

农民希望有真正的体面城市生活，他们希望不只是在县城，而且在有更多工作机会的大城市买房，或者希望在县城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就业与收入机会。

当前中国是一个充分流动的社会，充分流动形成了全国劳动力市场，也就形成了劳动力平均工资率，意味着几乎不再有超额工资和超额利润。农民工工资水平只与其劳动时间、危险程度、生活成本、劳动强度有关，没有人可以轻轻松松拿到比其他人高的工资。之所以大城市工资更高，是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也高。在当前阶段，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农民工进城所获的工资是可以预期的，这个工资一般都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进城农民仍然年轻时，他们还可以耐心积蓄，希望出现奇迹。随着年龄逐步增长，所获收入始终有限，靠有限收入无法满足城市体面安居的需要，这个时候，农民工就有进入收入更高、风险也更大的创业市场碰运气的强烈冲动。他们将自己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务工积蓄投入到创业中，一旦创业成功，就有了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收入条件。换句话说，为了能体面进城，农民工有着内在的返乡创业的动力。他们很清楚，仅靠务工收入必然无法体面进城，因为务工收入太确定了。进入到风险大的创业领域，通过增大不确定性来换取更大的获利机会，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成功，成为幸运儿；要么失败，几十年务工的积蓄打了水漂。为了进城，农民倾向冒险。之前保守的农民开始偏好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了，全国创业市场也已形成，哪里有创业获利机会，哪里就会有资本投入进去。农民为体面进城而进行创业的强大动力和风险偏好，使得农民工返乡创业市场变得过于拥挤，从而导致创业市场上的更大风险和更多农民工创业的失败。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很大。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条好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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