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三五”规划开局以来，精准性、有针对性的扶贫，成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利器。纵观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统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响应中央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各地政府、金融机构大干、快干、大包大揽的开展系统条线的金融扶贫探索。然而，这些所谓的扶贫措施、方案，泥沙俱下，有时难以真正起到作用。

农信社的金融扶贫本是自身使命

农村经济环境客观上对金融资源吸引力不足，致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大中型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业务的内在积极性并不高，缺乏金融支农动力。作为金融机构中的一份子，脱离自身盈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金融主体;作为带有政策性味道的农村金融机构，过分强调主营业务即为扶贫、粉饰金融扶贫功效则显得过于矫揉造作。无疑，农信社是农村金融的主体，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转型，提供最为广泛、普惠的金融服务，积极响应国家各种惠农号召，这是第一位。但是，将原有金融服务路径虚化和包装为构建新扶贫实践体系则大可不必。

农信社，一直在金融支农、惠农的路上，本就是一种广义的精准扶贫，长久而持续推进，这本是农村金融工作者的使命。农信社一直在坚持的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农村金融理念灌输、农村金融服务等。从长久发展经验看，本地化的农信社金融扩展，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探索，倾向性、政策性辅助，政治性主导，更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自金融扶贫兴起，一个箩筐里什么都成为了扶贫利箭，什么都成为了农信社的金融扶贫探索、实践，各种穿着旧衣的新理念应接不暇。我想这并不是国家精准扶贫的出发点，也不是实践者应有之行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扶贫实效才是最终出路，用不着口号震天，行动中却是老路照走。

现阶段，农信社更多的应是注重自身的“质量”和外化的“输出”之间的协调。行动要有方向，思路绝不能错。本地化的农信社根植于乡土，对于当地内在经济循环有更深的了解与领悟。当前，还有一些农信社借着扶贫的东风，一味的追求用所谓扩“贷”来提高经济下行时的“资产”质量，注重眼前而忽略长远，注重自身得失而不顾整体。原有的经营模式需要调整，自身真正的提质、控制风险才是关键。农信社需积极探索多利好的经营路径，需树立金融与扶贫需要共赢的务实思路。一是信贷资金投放要向当地优势产业倾斜，积极培育、鼓励本地涉农企业，采取“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市场+农户”等模式，进一步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实现组织与个体的良性互动。二是要探索推进县域农村“供应链”金融新模式。农信社应积极支持由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构成的产业链条中的资金需求，做好条线上下游扩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切实推动农业与产业的融合。三是要立足当地自然条件、资源和经济水平，加大对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从金融供给上改善农村经济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四是积极推动农村“两权”取得现实经营效益。运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作为担保，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应更接地气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更是处事哲学。面对中央扶贫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扶贫措施和政策。当然，相应的动用了资金，提供了扶贫物资。可是一些地方为什么扶贫成效不是很显著，农村社会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我适应外界经济变化。看各地新闻报道，扶贫资金使用巨大，而部分扶贫项目却难以有所发展，甚至有些“断血”就死、难以为继!走形式、走过场、人为打造扶贫项目占用扶贫资金在县域乡镇时常发生。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精准扶贫从来不是快上、大上的项目，应该是有针对性、有规划、有顺序的扶贫开发、扶贫投入，授人以渔。一是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作用。地方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类具体财政政策，通过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对涉农贷款积极支持的一线农信社进行正向激励，有效解决农信社金融扶贫的后顾之忧。二是切实开展涉农信贷保证保险，探索开发“信贷+保险”的金融产品规避风险新模式。三是建立风雪、洪水等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贷款损失，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村产业巨灾风险转移共担机制。四是对财政扶贫资金进行整合，统一调度，确保扶贫款项全程可追溯，集中力量办实事，真正意义上支持想作为、敢作为的组织、个人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扶贫工作需要沉下去，真正了解什么样的支持更适合农村经济发展。一气呵成，固然显得有气魄，但慢事过急则失之根本;试观，小桥流水，也别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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