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数千万农民工背上行囊，坐上一列列南下的绿皮火车，纷纷加入了外出务工的大军。然而，近年来，一些新的情况正在中国迁徙的版图上悄然发生。昔日从农村进城打工、经商、读书的人，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经验、技术后，如今又重新回归家乡工作、生活。这个新的群体被学者称之为“城归”。

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城归”也成为新鲜的高频词。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把“城归”的出现称为中国一场悄悄进行的人力资本革命。

他们的回归，或缘于乡土情怀，或倦于城市的喧嚣，正带着新的知识与梦想，重回阔别已久的家乡，寻找落叶归根最合适的起点。他们的归来，或将是撬动乡村建设的新支点，推动中国农村进入新一轮结构性变迁的轨道。

一场折返的迁徙

3月22日晚上7时许，广西贵港市石卡镇的一个村子里，橘黄色的灯光打在一间店铺的牌匾上，映出了“农家乐”三个大字。25位村民围着桌子，埋头在热气腾腾的火锅中。穿过厨房一角，黄庆盛正在灶台上忙碌着，把莲藕切成碎粒，将糯米磨成粉，一叠一叠地蒸着点心。

从头到脚一身白色制服的黄庆盛乐呵呵地说：“外出打工20多年，如今返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面。”

20世纪90年代，一部《外来妹》电视剧风靡全国，一夜之间在乡村掀起了“打工”的热潮。彼时的乡村，人多地薄，村里的青壮年渐渐地燃起了外出务工的梦想。

1990年，黄庆盛揣着兜里的200元，只身前往佛山，成为了村里的第一代“打工族”。90年代的佛山街头，一栋栋高楼正在建设，站在钢筋底下的黄庆盛不禁打了个寒颤：“初中毕业，能做什么呢？”

在同乡的介绍下，黄庆盛跟着一位厨师当起了学徒。彼时的冬天格外寒冷，黄庆盛每天清晨5点便起来学习做菜，直到夜晚11点才回到宿舍。不久后，辗转于广州。从学徒到厨师，这一坚持便是20多年。

黄庆盛说，在外漂泊久了，每次想家，都会失眠。家中有老人和小孩，时常让他牵肠挂肚。

2015年的一天，黄庆盛回到了家乡，带着多年打工积攒下来的20万积蓄，在家开了一间近百平方米的“农家乐”。平日里，在外忙碌一天的建筑工人多到农家小院聚餐，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赚1000多元。

返乡后，让黄庆盛感到明显变化的是村子里多出了很多年轻人。随着村里经济的好转，过去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了家乡。如今，有的在建筑业里当起了包工头，有的开了汽车维修店。

石卡镇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深化的背景下，农村兴起“城归潮”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像黄庆盛一样，在外打工积累了一定的技能，如今返乡的“城归”不在少数。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近五年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放缓。此外，据农业部统计，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约130万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下乡创业创新。

昔日的“打工潮”正逐步显现“城归潮”，犹如一场折返的迁徙，从大城市扩散到小城镇，从沿海到内陆，甚至把触角深入到偏远的内地乡村。

“城归”初现峥嵘

3月21日清晨6点，贵州省六盘水市，原本人影稀疏的街道突然被一个铁门开启的声音唤醒。面包店长吴雪琴喊了一声：“出炉喽。”

很快，店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背着蓝色书包的学生，有头发花白的佝偻老人，还有提着菜篮的家庭妇女。在这条的街道上，这是第一家手撕面包店。虽然开业不到二个月，人气却显得出奇好。

店门打开，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全透明的玻璃作坊里，吴雪琴正低头灌着奶油，开始张罗店里这一天的生意。

34岁的吴雪琴是毕节市大方县的村民。2000年，不满18岁的她，来到工厂密集的江苏无锡市，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直到2017年1月，在外务工17年的她，返乡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

吴雪琴告诉深圳晚报记者，如今，全家人的生计都靠着面包店，尽管每天从早忙到晚，但能就近在家里陪着孩子，她再也不想外出打工。

这样的场景也是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贵州毕节的调研见闻。在2017年两会上，厉以宁举例谈及他在贵州毕节调研时看到的变化，过去毕节没有吃蛋糕、面包的村民。如今村里有了面包房，小孩、老人过生日都要订蛋糕，而这些面包房就是“城归”开办的。与此同时，“城归”的到来也舒缓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

事实上，早在2016首届中国PPP投资论坛上，厉以宁便首次提出了“城归”的概念。他指出中国“城归”是个新的群体。过去听说过“海归”，没听说过“城归”。如今，“城归”人数大约已经占到四千万外出民工的四分之一，并且还在变化。

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大量出现，离不开中国土地确权与流转制度的变革。在厉以宁看来，十八大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出现巨大的变化，土地确权的验收使得土地流转随之动起来，城乡收入差距逐步下降。

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为3.1:1，土地确权验收后，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变成1.9:1。“城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

一株冰葡萄的乡村革命

“城归”返乡的背后，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亦在悄然间发生改变。他们的归来或将为农村带来新的就业与创业需求。此刻，位于辽宁省的一个小村庄里，正上演着一场由返乡创业者改变整个村庄经济生态的蝴蝶效应。

每年腊月，长白山脚下的土地，就进入了冰封季。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湖边的半山坡上，一株株冰葡萄正在静静地酝酿。进入三月，张玉鹏便开始准备新一季种苗的培育。

身为村里走出的一名大学生，张玉鹏是全村人的骄傲。毕业后他到北京，成为了一名电视台记者。然而，他却在工作6年多后，选择辞职回家当农民。

张玉鹏回乡创业的想法，与他的记者生涯有很大的关联。他曾采访过包括马云在内的许多成功企业家，耳濡目染之下，他的心底埋下了创业的种子。

直到2010年春节回乡的一次见闻，让他决定重回这个生他养他的农村。这年，张玉鹏发现，离家多年，家乡的道路依然破烂不堪。多数村民进城打工，部分村民仍靠着传统的养殖业、种植业维生。

看着村里的境况，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春节过后，张玉鹏辞职返乡。经过考察，张玉鹏看到了家乡特产——冰葡萄的发展前景，同时也看到了育苗的薄弱环节。他发现村里冰葡萄的种苗参差不齐，成活率低，且没有正规的、成规模的种苗供应商，甚至有人以次充好。

育苗的短板成为了张玉鹏最初创业的机遇，他想通过培育优良的冰葡萄苗来解决种植的痛点，并以此赚钱。

2010年5月，张玉鹏和村里的几家农户签订了育苗合同，用3万元钱预付了定金，规定了育苗标准，让农户严格执行。白天，张玉鹏紧盯着育苗的进展，晚上，便在网上发布信息。

第一年，张玉鹏就赚了100万。有了本钱后，他开始大规模种植冰葡萄，慢慢触及冰葡萄的核心环节。看到种植葡萄带来的收益，不少村民也“坐不住”了，纷纷跟着他学习种植冰葡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村庄里，从冰葡萄种苗繁育到冰葡萄种植再到冰酒酿造生产，逐步形成了冰葡萄深加工的全产业链，甚至延伸到了与之相关的化肥、剪刀等产业。

如今，张玉鹏带动了当地100多家农户种起了冰葡萄。张玉鹏告诉深圳晚报记者，在这100户中，原本有30多户在外地打工，得知种冰葡萄比打工赚钱，从2013年开始，他们纷纷回村种植冰葡萄。农民工都比较眷恋家乡，如果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个产业，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到外面飘着。

回乡的农民，平均每户种植6到10亩的冰葡萄，一年收入4万多元。这比他们在北方工地干活多了一倍。

张玉鹏想不到回乡创业竟然带来了这样的连锁变化，促进村里农民工回流就业，村庄也因“城归”逐渐恢复了生机。

撬动农村建设的支点

在这个庞大的人口流动逆转过程中，无论是农家乐，还是面包店，抑或是种植冰葡萄的“城归”，或多或少都渗透着新的经营理念。他们的回归并非孑然一身，而是带回了在城市打拼中积累的知识、技术、经验。一定程度上，也为农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这一切并非顺利无阻。尽管“城归”返乡现象峥嵘初现，但在城市生活多年后的大部分“城归”，缺乏返乡就业、创业所需的关系网络，亦面临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路障。吴雪琴告诉深圳晚报记者，返乡开面包店，一旦失败就会更穷，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回家找到工作或成功创业。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接受深圳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归”目前只是一种现象，未来能否形成趋势尚未成定局。

“城归”对于乡村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何让“城归”成为化解“三农”问题的长久动能，真正做到后顾无忧，成为了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十多年前就开始探索乡村发展试验。2010年，她发起设立了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农禾之家”)，指导农村合作组织走向新农村的综合农协方向。

虽已年过花甲，但杨团仍未停止奔走在乡村的脚步。她真切地感受到，近几年许多在外打工的人正带着新的见识、资金和梦想踏上返乡路，还有不少大中专毕业生或是成为中国的“新农人”，或是做“城乡游牧族”，身在城市，心在乡村，竭力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事实上，早在2013年秋末，在农禾之家主办的“返乡青年汇北京站”活动中，杨团就曾下过一个判断，以农民工和知识青年为主的群体引领的返乡潮，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新社会运动和创新过程，在今后5至10年将走向高潮。

反观当下的“城归”现象，杨团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改革三十多年来狂飙突进的发展建设，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乡土的迟滞。而今刚露头角的返乡潮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拐点，以追求金钱和财富为主导的时代正在过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不仅是城市也是乡村建设之梦了。

在杨团看来，近年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来鼓励农民工返乡，但目前仍缺整体规划，缺乏帮助“城归者”的组织。事实上，许多农民工想返乡创业，但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有识之士要做乡村发展的支点，在返乡大潮中利用各种力量撬动乡村资源，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

要想让“城归潮”真正推动乡村的发展，杨团认为，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培育公共性比较强的乡村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能为农民提供生产、金融、供销、技术、社区福利、文化等综合性服务、成员规模足够大的合作经济组织，将是让农村再次腾飞的组织和制度建设的核心。（来源：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