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场波澜不惊的新下乡运动正悄然发生。所不同的是，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下乡者是被动的，靠的是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而今天这场新下乡运动，下乡者是主动的，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眼下发生的这场运动，主要包含十大群体。

       一些农民工之所以不再愿意回城，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城市用工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不少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有些人就开始想着自己“当老板”。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已达600多万。

二是第一代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体力、技术等原因最终不得不返回农村，都有着种田的经历，至今还保留着种田的记忆和技能。随着年龄的渐长，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无处立身，家中至少还有土地承包权，回家务农重操旧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据人社部测算，“十二五”期末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比例达到1%，“十三五”这一比例将达到3%。大学生返乡创业领域越来越宽，广泛涵盖农村一二三产业。

“新三届”即77、78、79级的大中专学生。这个群体人数约在200多万，他们大都到了退休年龄。这三届大中专毕业生80%来自农村，他们的乡愁最浓，乡情最厚，“告老还乡”发挥余热成为“新乡贤”，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愿望。

中国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亿多，城市病的加剧带来紧张、压抑甚至恐惧情绪，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越发敏感，他们渴望逃离恶劣环境的心情十分迫切，到亲近自然的乡村生活已成首选。

海外华人华侨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已达6000多万，这个群体被称为“海外中国”。海外华人华侨当年大多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今天他们回归故土，一是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二是祖国的崛起；三是看准了中国农村农业这个巨大投资市场潜力。

2014年中国到乡村旅游的是12亿人次，到2015年底已猛增到22亿人次。这是一个主动给农民农村送钱的庞大消费群体，它的形成主要是人们收入的提高，休闲时间的增多，生活方式的改变，交通通讯的发达，城市病的加剧，盛世乡愁的呼唤。

自2008年全国统一选派大学生村官始，到2015年全国已约20万名大学生在岗村官，到2020年约达40万人。他们在农村身先士卒、带头创业，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富，取得了喜人成果。

从2006年起全国每年招募2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工作，目前这一计划各省都在不断加强。截至2015年，全国累计选派27.6万人到农村基层开展支教、支农、支医，这一制度安排培养了一批心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的青年人才。

各地大力推行以“驻村”为主要形式的扶贫开发帮扶措施，实行单位包村、干部包户，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担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全国目前已派驻村帮扶干部54万人。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重农思想”贯穿中国历朝历代，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在以农养政、以农养国、以农养城背景下的安邦之策。但是，历朝历代重农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重业而不重人，农民反而成为被剥夺最重的对象。这种重业不重人的积弊直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才算真正结束。今天我们要加长农业现代化这条“短腿”，关键就在于重业更要重人，重业必先重人。没有经营主体农民的现代化，农业就不可能现代化起来，再先进的技术、设备，再一流的理念、管理，没有现代化的承接主体进行操作，都毫无价值。

“新下乡运动”中的十大群体，都分别承载着推进三农发展的各类资源。农业需要现代化职业农民，首先需要在农村培育产生现代化职业农民的氛围和土壤，各类为农服务人才的开发利用便首当其冲。

“新下乡运动”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才资源大输送，各类人才集聚农村，各方力量发力农业，各种方式致富农民，其规模之浩大，涵盖之广泛，行动之自觉，史无前例，世无先例。可以预言，它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再造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开发利用好这笔宝贵财富，应是三农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来源：《农村工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