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约500亿美元的征税商品中，第一和第二项都是大豆，在各大媒体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报道中，大豆也被提到了显要位置。此前，前财长楼继伟也表示，如果是他在政府，回击美国可能会先打大豆。

为什么这项农产品如此受关注？又或者说，中国为何如何有底气？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在缓慢上升约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则直线上升，2012年达到5300万吨，大约是该年中国自己生产的1300万吨的四倍。

这意味着中国大豆消费总量的80％是进口的。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曾经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而且直至1995年，中国消费的大豆基本由国内生产提供。如此短期之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发起活动提倡公众“品尝”转基因食品，自称是一项“科普”工作，引起崔永元的激烈评击，导致两人的“五轮激战”，一时转基因食品问题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其中大豆问题特别突出。

方舟子主要从科学主义和现代主义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在同一时段，一些知名“左派”学者则主要从反对跨国资本和提倡民族主权角度出发，论证转基因食品对小生产者、中国农业和相关产业所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同时也把问题纳入长远的食物安全和环境污染框架内来进行讨论。

今天的文章来说一说未曾得到双方重视的两点：一是当前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逻辑；二是中国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豆生产是占用相对较多土地和使用相对较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其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它的单位面积产值要远低于高值农产品——诸如（我们称之为）“新农业”的拱棚/温室蔬菜、水果和肉鱼养殖。

与大豆生产不同，后者是“劳力和（非机械）资本（如肥料、优质种子、拱棚、薄膜等）双密集”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其单位面积产值要远高于大豆和粮食生产的“旧农业”。

新农业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业革命的基本动力。

显然，这三十年来的农林牧渔“大农业”总产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于种植业的亩产量（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增加，而在于农业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于牧业和渔业产值所代表的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增。这期间，种植业的产值虽然增加了307％，但牧业则增加了943％，渔业更增加了1804％。

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

其中，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不到六分之一。

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倍。

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多地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因。

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中国想要完全由自己来生产每年所消费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播种多少亩大豆，占用全国总播种面积多少？

2009年以来，每年需要另外播种约四亿亩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国总播种面积的15％～2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如此幅度的谷物或高值新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考虑。

这是国内大豆产量没有显著增加而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来大豆的播种面积之所以没有更多地缩减，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保证基本食品供应独立性的考虑，一直都在补贴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和粮食种植，并大规模储备粮食借以稳定价格。

如果简单按照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便宜，以及美国、巴西等国家的土地相对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逻辑来考虑，更为经济的结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换：

由中国来负担更多的劳动相对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种植和肉鱼养殖，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来负担更多的土地密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结构从来就不简单决定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进口大豆的来源地美国来说，其经济逻辑则正好相反。

转基因大豆占到绝对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农达”（Roundup ）草柑膦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除杂草剂，而所谓的“抗农达”的含义就是RR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拒这种除草剂的能力。

这是个关键特征，因为对地多人少的美国农业来说，节省劳动力而不是节省用地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这里应该说明，迄今转基因大豆并没有能够实现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单位面积产量。

美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廉价生产这种转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借草柑膦的使用而节省了除草所需的劳动成本，而不是因为它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这也是美国这种转基因大豆之所以能够占据到其本国90％的大豆生产以及大规模占据中国进口大豆市场的重要因素。

当然，促成当前的大豆经济结构背后的另一主要经济动力是市场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近三十年来，伴随人民收入提高而来的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

从原来的8：1：1（粮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4：3：3的演变。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肉鱼消费有显著的增加。水果同样如此。蔬菜消费的变化则体现在不是简单的量性增加，而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品种和高档蔬菜的消费。而粮食消费则大规模减少。

大豆消费总量在近二十年来所增加的部分（约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传统豆制品（豆腐、豆皮、酱油、腐乳等）消费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品消费的增加，如人们食用的豆油和养殖业所用饲料中的豆粕。

豆油之所以多用进口转基因大豆不仅是因为其原料相对便宜，而是因为其含油量（19％）要高于中国的天然大豆（17％）。

近年来进口的大豆约三分之二用于生产饲料，而饲料中的“饲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赖进口转基因大豆主要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便宜。

当然，美国政府大力补贴出口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中国来说，地多人少国家所产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国便宜，更便宜点只会加强使用进口大豆的动机。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低关税是有其经济考虑的。当代中国是一个主权性很强的国家，政府也是精打细算的政府，绝对不应错认为是类似于帝国主义时期关税完全受人摆布的国家。

至于中国的土产天然大豆，与转基因大豆相比，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蛋白质含量更高。迄今国家不允许转移因大豆在国内种植，原因之一是转基因大豆与天然大豆混合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天然大豆基因的变异。

这是中国能够出口大豆蛋白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长，2010年达到22万吨的规模，占全球总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

虽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还只相当于进口大豆的较小比例：2010年总值才约四亿美元，只是进口大豆总值250亿美元的1.6％。

中国大豆长远的、真正的出路其实主要在于保健食品。关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绝少会愿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冒人们尚未能够确切知道的可能风险。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健康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今天，中国的天然大豆和其制品其实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全世界主要产区都转产转基因大豆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天然大豆未来完全可以占据大豆作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应地的市场。

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具有高于转基因大豆的经济效益：2013年美国本国的转基因大豆价格是500美元/吨～600美元/吨，而从中国进口的有机天然大豆的市价则约1000美元。

近年来，国外大豆保健食品市场快速扩增，而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进一步扩增，在国内也将具有更宽阔的市场。

这是一个能够把大豆从旧农业的低值生产逐步转向类似于其他高值新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一个值得国家积极投入和特别鼓励与扶持的产业领域。

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演变过程中，生产大豆的中国小农以及与大豆相关的产业（尤其是榨豆油产业）毋庸说是受到强大的冲击。

在中国主产区的黑龙江，最近几年来大豆种植面积一直锐减，从2009年的约六千万亩减至2013年的约三千万亩。该地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种大豆，而当地大豆压榨企业也因此大规模停产。

如此的大幅减产确实令人担忧。

虽然如此，上面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一直有意识地在卫护中国的天然大豆经济，最关键的举措是禁止国内生产转基因大豆。

这和巴西、阿根廷等国截然不同。它们在短短的十来年中，已经成为被美国孟山都公司的RR转基因大豆所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种植面积已经和美国一样达到所有大豆的90％以上，而全中国的天然大豆种植面积则基本维持之前的面积。

新型榨油业一度曾有被跨国资本控制的忧虑，但经过一番努力，目前已经成为国企、民企和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如此，面对一些大规模跨国公司试图控制、垄断中国榨油业来扩大、确立转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国的市场，这是一个仍然需要警惕的问题。

此外则是大豆蛋白的生产。上面已经看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了大豆蛋白产业，目前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一半。这方面，国家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到目前为止，其生产主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进入能与美国和日本花样众多的保健食品领域内竞争。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有可能与跨国资本抗衡的权力机构，是极少数在全球资本面前有可能争得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权力机构。

在大豆经济方面，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所展示的，不是脆弱地任凭全球资本侵占和宰割，也不是面对世界贸易组织压力下的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不利的基本经济逻辑（即人多地少国家相对地多人少国家所占的“比较优势”），同时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后，所做出的抉择。

同时，也是在自身（“劳动—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下所做出的合理选择——节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国的丰富劳动力资源。

中国的大豆经济，不能说在全球资本的冲击下面临崩溃，而是应该说，具有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潜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与其他大豆生产国家不同，中国种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

仅从天然大豆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产地。如果中国真能大规模地朝着绿色的天然大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条路来，其含义将会超出大豆经济的领域。

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豆生产和销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动力，而把大豆经济简单看作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非此即彼的对立。同样，也不应把它简单看作是西方和中国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大豆经济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保护中国原有的大豆经济，不允许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则允许市场和经济逻辑，包括低额的关税，来决定近年来的大豆进口。

这样的政策抉择虽然多有不足之处，比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维护豆农和豆制品产业，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的发展，但其基本的经济战略可以说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这等于是为中国的高值新农业争得更多可资使用的土地、更多的发展空间。

也可以更“粗暴”地说，一定程度上，凭借高值农产品的出口（蔬菜、水果、肉鱼）来换取相对廉价的大豆和谷物产品的进口。

甚至还可以说，为中国的养殖业争得带有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高效饲料，借助美国和巴西宽大的土地资源来推进中国特色的小而精的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今后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大豆经济能否从仅是维护原有的传统型大豆经济，更多地转向具有光明发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经济。

一方面要看，在生物技术上中国能否进入国际前沿并发明出特别适用于中国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术；另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与社会资本共同来为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经济优势。

这是一个需要冷静思考和扎实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一个靠意识形态或感情用事所能解决的问题。

荐稿：徐立政，北大纵横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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