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再一次成为全社会关注聚力的焦点。

近年来，一些产业资本已经进入了农业农村领域，为实现乡村振兴做出了一定的探索与实践，更多的产业资本在跃跃欲试。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同，它直接进入生产领域和实体经济，依靠企业的生产、流通与销售来实现资本积累。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后，必然以与农业农村有关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形式出现。

产业资本要想进入农业农村，就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对中国的三农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然后规划和决策自己的战略。
第一，关于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的问题，主要在于小农式生产的成本高、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低。如今，新一轮的农业产业振兴早已开始，主要体现在：一是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也就是大量生产；二是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三是农业产业金融，特别是互联网产业金融的兴起。

农业实现大量生产之后，随之带来了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成本问题。规模生产后，即便是新技术和机械化投入降低了人力的使用，但雇佣管理和雇佣劳动后的委托代理成本太高，大量生产后的综合成本不见得低于小农生产。农业的产品是生物性资产，是一个需要全天候全周期照看的资产，小农生产由于土地和生物性资产产权的确定性，其责任体系是天然的，其所有的付出都是不计成本的。而一旦大量生产，产权与管理权被迫分离，由于农业管理无法像工厂一样完全受控和可视化可考核化，其委托代理的成本极高，也就出现了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现象：管理成本大于交易成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依靠两方面，一是技术手段，二是管理手段。技术手段主要是指规模农业中自动化机械化和物联网手段的应用。规模生产在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必须抵消掉雇佣人力的成本，再抵消掉投资的利息折旧，以及设备的运行保养费用。东北和新疆的农垦组织已经实现了超大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显示出了巨大的规模成本优势，但内地农业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例如很多内地现代化的温室大棚，其农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往往高于小农成产，而只能依靠各级政府的补贴在运行。

现在看，物联网技术对于规模农业来讲，是一项投入少收益大的手段。生物性资产需要24小时看护，这已经是人力所不怠。而物联网探头可以把环境中的温度，湿度，雨量，风力，光照，氧气，土壤中的养分含量，动植物本体的体温，采食量，运动轨迹，生长性能等，随时随地上传到云上，留下所有的轨迹和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采用人工智能的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反向控制到各种自动化农业设施和设备上。这些技术手段，已经远远突破了人的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向农业无人化智能化快速迈进，从而逐步实现设备替代人工，加速了规模农业的进程。

在管理手段上，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经济学手段，另一个是管理学手段。经济学手段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实现产权与风险共有共担，或者代养（温氏模式），或者合作，将过去的外部交易关系，转变成为内部一体化管理关系，减少了交易成本。管理学手段要考虑到：现有的传统管理学是管理工人的手段，这种管理手段管理不了农民，管理农民需要新的管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教育来替代管理，更多地通过教育-引导-尊重-善待-关爱，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技术服务做到农民的田间地头，让基层党团组织在最基层的农民群体中发力，使得农民逐步实现有组织，有愿景，有规则，有文化，有信用，最终实现减少管理成本的目的。

大量生产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销售问题。大量生产的前提应该是大量销售，但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农产品不能直接打通到消费者或加工厂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流通问题。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不同，一是季节性出货，二是很难做到产品的标准化，三是保质期很短，四是运输和存储的难度大。因此，农产品流通与工业产品的流通也不同，目前看，一是流通环节太多，一批二批三批到农贸市场和超市再到消费者手里；二是冷链物流还不够发达，运输成本和高速公路收费远高于发达国家；三是产品质量的标准化程度不够，消费者无法鉴别，导致劣币驱逐良币。这三个问题，统而言之，就是产品无法直接打通到消费者，更谈不上消费者的个性化反向定制。解决方案，与通用、丰田、宝洁、娃哈哈走过的路径类似，就是必先建立深度分销的体系，保证农产品能够像汽车和快消品那样，以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最快的速度分销到农产品加工厂或消费者手里。无论是自建，还是与他人合作，只有先存在深度分销体系，然后才谈得上大量生产。与此同时，要建立严格的农产品检测标准、质量标准、储运标准，本着诚信的原则严格执行标准，取信于消费者，这是实施深度分销和品牌农业的关键。

大量生产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化学品的过度使用。由此给土壤、河流、空气、食品、农民、消费者带来污染和危害，导致农业陷入到化学农业的歧途。这种发展路径是不可持续的，是互害的，必须回归到生物农业的正道上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由价值观正确的道义集团，而不是利益集团，不是伪道学集团，通过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物理学的手段，例如育种技术，微生物技术，粪污处理与种养一体化技术，有机种植技术，土壤修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等等，长期指导农民，监测环境和生物体，像红塔集团管理和辅导烟农，伊利蒙牛管理和辅导奶农一样，才能逐步回归到生态型农业生产的正道。同时，这个道义集团也应该有能力在消费者群体中建立信任与信用，从而让消费者愿意花出更多的钱，购买生态型农产品。

第二，关于农村：

从那时起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谈论“美丽新农村”的问题，“乡村振兴”的问题，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和尝试。

进入到2015年，以浙江省为首创，全国都开始推广“特色小镇”，什么叫特色小镇？我个人理解，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实可以理解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或者叫产业、人居、生态三个维度，或者叫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只要将其中任何一个维度做出特色，就可以叫做特色小镇。但是，大家很快发现，光实现其中一个维度，小镇有了单一特色，是不够的，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很多地方以产业为名搞房地产开发，特色小镇的路越走越窄。2018年初，四部委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叫停”特色小镇过度房地产化，防范“假小镇真地产”，防止加剧政府债务风险。

2017年2月起，“田园综合体”的概念兴起。田园综合体作为乡村新型产业发展的亮点措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我的理解，田园综合体要同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也就是经济、社会、生态（或产业+人居+生态，或生产+生活+生态，或产+地+房）三方面的问题。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已经远远不止是农村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

农村问题主要是指社会问题，包括了农村社会制度设计和企业的社会机能问题。孟子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这句话翻译成现代语境，就是要实现社区兴旺，人情温暖，产业发达，城乡一体，构建可持续的生产生活生态关系，解决养老医疗教育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字面解读，农民或农合组织，应该成为田园综合体的主体。但现实中，农民或农合组织，并不具备单独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和能力。

有资源和能力解决农村社会制度设计安排的主体是政府。现实中，政府的角色往往不是缺位就是出位。政府的天赋责任是社会管理，例如对农村贫困人员的兜底政策和产业引导政策。但某些地方政府往往直接操刀进入农村的产业投资，从引导到主导到主投，成为投资的主体。例如某地的田园综合体，地处一个距离中等城市2小时车程的偏远老区，当地有100多户原生村民，从国家到地方，投资过亿元，以建筑设计师和创客为主导，以文旅产业为主体，将民居打造成旅店，从而实现城乡互动，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类似这类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在国内还有很多。且不说化上亿元解决百户人家的生计问题，这种费效比能不能够推广，投资收益成不成立，关键的是，今后的运营主体解决了没有，产业可持续否，农村空心化和农民的医疗、教育等问题怎么解决，这个还没有明确的回答。

现在看，对于乡村振兴的种种解决方案，目前可复制的模式和路径不多，但有一点必须肯定，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在更宽的视野下谋求出路。乡村产业不等于农业，乡村不等于农村，乡民不等于农民，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一体化战略必须是一体的。

要实现新村振兴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新旧动能的转换。这个动能主要是市场，资金、技术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政府能够决定政策，这是责无旁贷的。而能够提供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是谁？我认为,应该不是政府，应该是有能力把市场、资金、技术整合起来的社会组织，也就是产业组织者，而且必须是有社会责任使命感的产业组织者。在当今社会，就是那些有社会情怀和责任担当的规模型产业集团或企业集群。农民和农合组织，村镇政府，中小企业，其实都不具备大规模整合这些要素的能力。

要想做好新农村建设，包括土地政策，包括新农村的社会管理政策，有可能都需要突破部分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进行尝试。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就是2020年完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建设。因此，形成各级政府+具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产业龙头或产业集群+农民和农合组织，三位一体共同进行乡村振兴的建设，是一条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模式和路径。

第三，关于农民

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但是在土地上又往往创造不了价值，农民被迫离开土地，离开家人孩子，造成农村的空心化，这就是问题。更可怕的是，农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和生存的尊严，老无所养，幼无所爱，病无所医，社会因此失去了内在的和谐和可持续性发展，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要让农民重新回归家庭，就需要乡村振兴，需要给农民足够的经济收益和社会福利保障。

农民回归到农村，要么务工，要么务农。在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如果不能依托第一产业，其实不具备独立开展第二第三产业的要素优势，难以吸引工商企业和服务业的投资项目落地。只有依托第一产业，实现1-2-3产融合，才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第一产业有三个主要风险，第一是农民的种养殖风险；第二是农产品交易的市场风险，也就是丰产不丰收的问题；第三是农业生产管理和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对于种养殖风险，需要依赖科学的种养殖技术，包括育种、土壤、营养、气象和农业设施技术等，这些技术小农很少掌握，即便是种养殖大户，掌握得也不全面，同时农民本身也缺少主动学习对接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时候，需要外部的赋能，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产业组织者出面，把农民组织起来学习技术和应用技术，并把技术和服务送到农民的田间地头。

对于市场风险，在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普通小农和农合组织是没有能力对抗市场风险的。互联网农村电商距离大规模深度分销还差得很远，不但质量标准和物流送达无法保证，而且出货规模不够大，销售通道不稳定。对抗市场风险这件事，应该交给有能力对抗市场波动的一方，也就是有市场深度分销渠道，有加工和储运能力，有资金实力，有社会担当的规模型产业龙头企业，也叫做产业组织者。只有交给他们来做，小农就无需考虑市场的风险与波动，只需要专注于做好种养殖。例如温氏在黄羽肉鸡的养殖上就是采用这样一种组织模式。

对于道德风险。一种是源于农民外部的，例如销售给农民的假种子，假化肥，假合同；另一种是源于农民自身的，例如滥用违禁品药物，以及不遵守种养回购合同。这两者都需要有社会责任的产业组织者出头来进行组织、督导和教育。

综上所述，农民必须在政府的扶持和有社会责任的产业组织者的带领和教育下，形成一体化的合作关系，以此与市场、技术，政策紧密结合，变小农个体为强大的产业组织链条中的一部分，才能改变产业的弱质化和农民的弱势化。

第四，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战略思考：

1）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的使命和宗旨：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同，它必然进入产业，然后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形式出现。因此，产业资本在进入农业产业之前，必须先回答上面这个的问题。这是一个发心的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命题。

在世界范围内，凡是取得持久成功的产业集团，都是符合道义的企业，都是使命驱动优先而不是愿景驱动优先的企业。他们做产业的首要目的，不是成为500强，不是成为产业领袖，也不是成为百年企业，而是聚焦于通过为社会、顾客、员工和合作伙伴创造价值的使命，最终成人达己，完成企业的愿景。企业的发心和企业的宗旨不同，就决定了企业在将来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决策选择。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是老大难问题。在中央提倡乡村振兴的社会大环境下，不少社会资本纷纷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做事之前，必先诚意立心，以什么样的发心进入这个领域，就决定了企业能不能成功，有没有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能不能持续成功。

例如，对于田园综合体的探索与改革，其要害在于土地的利用，这也是农村主要的存量资源。土地应该交给土地经营者，而不是土地掠夺者。后者把土地当项目，项目周期结束就脱身。前者要用三五十年，甚至一生的精力，带动村民和产业从业者一起去经营好这片土地。

产业集团必须秉承自己的道义使命，以为农民和农村社会创造价值为根本，打起乡村振兴的道义大旗汇聚整合各种资源，寻找一条经济-社会-生态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这需要耐心，需要情怀，需要将社会效益和农民的利益放在企业的经济利益之前，从而实现企业的终极价值和终极目标。

同时，农业产业周期长、利润薄、波动大、环节多，产业资本进入农业，最好使用自有资金，尽量避免采用借贷或举债方式进入，“快钱”做不了农业。

2）以什么样的产业形态进入农业产业：

当前的农业为什么做不好，做不强？在我眼里，主因是农业产业链条上生产-加工-流通三个价值创造环节的碎片化，以及技术-土地-配套设施-人才-资金等产业要素的碎片化。

在生产领域，种子，化肥，饲料，农药，农机等企业，以及科研单位，农服组织，围绕农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自为战，种植和养殖各自为战，化学品与生物品各自为战，科研与实践推广各自为战；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回收，储运，粗加工，深加工等各个环节相互博弈；在农产品和食品分销体系，各级中间商的短期交易和倒买倒卖行为，难以形成稳态的供应链，经销商不但在价格上倒逼生产者，而且往往隔绝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例如，某地的大棚蔬菜，先拉到山东寿光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又被卖回到原产地；河北某地的山楂在地头上的收购价是0.30/公斤,但在不远处的天津农贸市场上卖20元/公斤。

在此落后的产业生态下，产业资本应该以产业价值链组织者的形态进入，整合碎片化的生产-加工-流通等价值创造的各环节，整合碎片化的技术金融土地人才等生产各要素。

这里面价值创造的主线，是由流通向生产的反向定制。沿着这条主线配置和组织资源，就能以最快速度最短路径完成生产-销售的价值创造的再循环，就有可能让价值链上所有环节的合作者都分得利润。

在这条价值链上，凡是不能获得的，或者找不到合作者的核心资源，就只能自己来配置。其余的，就采用合作。

一些产业资本过去虽然不是从事农业，却有着传统农业或农产品流通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房地产开发企业碧桂园，在过去房地产的大盘开发模式下，积累下来了500多个社区，300万的业主群体。这个群体高度集中，形成天然的社团，符合社区商务销售模式的条件，并且这个群体有消费升级的意愿。这些消费需求是可以精准采集到的，针对这些需求进行精准化定制，提供给超出他们预期性价比的农产品或食品，这就是碧桂园旗下社区连锁店“凤凰优选”的价值存在。

不仅是凤凰优选，像盒马鲜生，万科，恒大等，当他们进入农业产业时，也基本是从流通端的建设和品牌的打造入手，主要采用采购-直销的商业模式，聚焦于流通领域的价值创造，聚焦于“最后一公里”的解决方案，这解决了的产业链价值链后端的一个痛点，但还没有深入到农产品生产的前端和中端环节。因此，还缺少惊艳的产品，缺少独占的资源和技术。

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慢的循环，品种的改良，土壤的改良，新技术的应用，有机农业生长的环境，都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同时，农业生产的产业链条比较长，产业组织落后，资本的初期回报低。产业资本想要做好农业，就必须踏踏实实沿着长周期和长产业链的道路前进。通过精心规划，持续投入，耐心等待，整合核心的自然资源，整合农产品加工和物流资源，由多学科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领衔，激发农民的活力，组织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共建共享。这个不是凭借大资本高举高打，就能够快速实现的。

某些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发心不对，状态不对，节奏不对，不符合农业产业的特征，其失败教训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我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与农民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素质相关。所以，刘永好先生近年来多次提到“新农人”培养问题。彻底改变农村和农业，就必须培养全新一代的农民、农业产业人才和农村干部。产业集团应该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尽快建立自己的“黄埔农校”，像北洋大学堂，黄埔军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一样，痛下决心培养属于自己的一代新军，在思想上，组织上，能力上发育出新一代的产业人才，这是乡村振兴之根本。正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中所说的那样：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农业农村工作的特点是苦脏累，这让很多年轻的求职者避而远之。要培养一代产业新军，必须做好队伍的团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着力选拔出身贫寒、理想远大、踏实肯干的年轻大学生加入队伍并成为骨干。这方面，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一整套的好方法好形式，阿里巴巴的“政委体系”就是沿用借鉴了这些优良传统，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3) 产业资本可以率先进入农业农村的哪些领域：

本着现实主义的原则，我认为产业资本当前可以沿着三个路径进入农业和农村领域。

第一个是有机农业领域。有机农业是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不是买不起，而是买不到好产品。有机农业由于对土壤条件，气候条件，投入品，种养殖技术设备等有着严格的限制于要求，是一个门槛很高周期很长的产业，而产业资本有实力迈入到这个门槛。传统化学农业不但没有市场没有未来，而且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在现有竞争格局下，外来产业资本进入传统农业也不具有竞争优势。

发展有机农业有一定的地域、土壤和自然气候的限制，现在看必须同时远离工业，远离传统的化学农业，在工农业都不发达的贫困地区以及边陲地区，寻找适合种养一体的大块土地，从土壤治理开始慢慢发育，而且必须以保护好自然生态和生态平衡为前提。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对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这里面的核心要点，是在投资之前，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与加工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估，将有机农产品生产各类成本要素：土地、土壤、自然气候、原料、投入品、人工、水、能源、建筑、环保、配套设施、储运物流、政策、营商环境等，量化为农业生产加工的单位成本，包括基于当前的静态成本和基于未来的动态成本，并将此数据与行业标杆企业的各项数据进行对标，以此来量化分析与评估当地发展有机农产品的优劣势，并作出投资决策。

此外，建立有机农业的认证体系，严格执行有机农业在土壤、投入品、加工、储运方面的规范和质量标准，取信于消费者，尽快完成有机农业供应链的闭环，也是投资成败的关键点。

第二个可以进入的领域，是掌握地方特色品种资源，育良种，增地力，深加工，品牌化。我国虽然是工业大国，但无论是植物蛋白还是动物蛋白的生产成本，都成倍于发达国家，本质上是农业弱国，且这种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舌尖上的中国”是无可置疑的食品强国，将农产品转化为食品，是农业由弱转强的一条光明出路。我国消费者有自己的饮食习惯，我国众多的地方土特产，即便是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这其中，还有不少的土特产至今仍没有被产业化或品牌化，还存在着巨大的产业机会。

以往在产业资本进入农业食品领域时，往往过多注重了商业手段，而忽视了技术手段；过多注重了流通领域，而忽视了生产领域。要做好农业，必须掌控产业链上游的生产性资源。

例如某些土特产品生长在独有的自然条件和地域下（高山，湖泊，森林等），可以联合地方政府进行产业化整合，合理规划、保护好适合土特产品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地域，并导入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成倍地提高产量、质量和品牌附加值。

在中国，还有相当一些土特产品的种质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持续的选育优化，有些地区虽然建立了原种保护和育种基地，但是在资金的投入上远远不足，大部分是依靠科研经费和政策补贴在维持。长久以来我国的农产品种质资源，就像目前电子信息领域的芯片技术一样，受制于国外。我个人认为我国农业的种质资源的价值，特别是地方特色品种种质资源的价值，是被严重低估的，迟早会被市场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因此，迅速评估并占有地方稀缺性农产品的种质资源，用大资本投入的方式，引进最新的基因育种技术和相关人才，加大育种的种群数量，加快选育的速度，并结合产业化推广，边育种边产业化，应该是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一个战略方向。

第三个领域，是参与美丽新农村建设。当今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向田园回归，这是人性的天然需求，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中国近三十年来大干快上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的各种不科学、不人性、不自然之处，越来越明显。相信随着以“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为代表的城乡一体化实践的不断探索，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互联网游民”群体的不断增大，中国也迟早会在广阔的农村找到产业、生态和人居和谐平衡发展的路径。例如宋卫平先生一直在探索的“蓝城生态小镇”，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区模式，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是未来有希望得到推广复制的模式之一。与此同时，华侨城、恒大和碧桂园等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也各自发布了自己的小镇战略。

现在看，这类项目，应该选在大城市周边，具有独特的原生自然资源或原生人文资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良好，土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在产业布局上，可以依据地方资源引入农业、颐养、健康、教育、旅游、文化、商业、科技、宗教、艺术等产业；在生态建设上，回归自然，回归“桃花源”式的景观建设，农村的生态景观与城市景观不同，不是人工造景和小品堆砌，而是真正可以自我循环自我净化生态景观，符合循环农业的生长环境；在人居上，以社区部落生活方式为规划理念，以中国传统庭院或现代建筑为主体风格，不宜采用城市豪华别墅或欧式建筑风格；在运营上，建立专业的小镇运营管理团队，区别于目前的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和工业地产的运营方式。

以上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的三个领域，无论是哪一个，核心是人的组织。产业集团必须把农业专家、产业价值链条上的各类专才、小镇运营人才、村镇干部、新型农民等发动组织起来，通过乡村振兴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来凝聚人，通过建设美丽新农村的愿景来感召人，通过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培养人，通过合理的物质激励和精神表彰激发人，通过共建共享共有的事业平台成就人。

（作者：益客集团总裁 王晓冰  农业行业观察编辑对内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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