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展数字农业是促进我国农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请您介绍一下我国数字农业发展的现状如何？

钟真：数字农业是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作出实施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等一系列重大部署安排。

数字农业是将数据作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现代农业。数字农业使信息技术与农业各个环节实现有效融合，对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农业生产前，对于种什么、种多少、价格如何等问题，依据以往的大数据可以精准地预测出来。农业生产中，除了做到标准化生产，还应该尽可能实现实时精准地有效管理。有了以数据为基础的设施设备，就可以实时精准地使用投入品，使其更有成效。农业生产后，电商是典型代表，实现了更快更高效的销售，解决了农民卖不出去等难题。总之，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实现了对农业产前规划、产中作业、产后销售等全方位优化管理，对于以传统小农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和提升。

记者：您认为我国数字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哪些挑战？

钟真：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尽管最近几年来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步伐日益加快，但是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设施还不够便捷有效。受限于农业生产环境的自然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大量水、光、热、土壤、气象等数据采集与精准投放需要高昂的成本，大量地块、农户、合作社、企业、消费者等个性化数据积累、保存、传输和计算等设施设备投资和个性化解决方案都需要更高的建设水准，但目前农业经营过程所需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尚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例如，北方大田粮食作物的耕种收社会化服务已经比较成熟，经营者也可以像点外卖一样线上下单，最终实现耕种收的全过程数字化。而在南方丘陵山区地带，田块小，数字化的规模经济就很难实现。还有一些地方的特色经济作物，经济效益很高，但由于数字化的设施设备尚未配套建成，而没有办法提供网络下服务订单的体验，或即便可以下单，也没有就近的服务供应商接单。

涉农数字化应用场景相对偏少。尤其是市场化的场景设计，该在什么地方用数字化技术、用什么样的数字技术，需要生产者、投资者、管理者和消费者等主体人为参与想象和设计。以往来看，农业生产更多的应用场景在电商环节，也就是说产后环节数字化技术应用比较广泛，但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产前和产中环节存在更多、更加紧迫的数字化需求。特别是农业产中过程的需求处于爆发式增长态势。中国的农民正在快速“老去”，“新农民”尚未全面接上，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作业干不动、干不好或者自己干起来不划算，需要有人帮他们干、替他们干或者交给专业的人干。即便由诸如合作社等组织通过提供生产性服务来承担这些农事，但依然存在很大的线下交易成本，便利性问题依然是一个重大挑战，亟待通过手机等网络平台来解决。

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的渗透还不够深入。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市场化价值的创造，取决于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匹配。目前，农业产业链上容易被数字化并商业化的环节已经得到较好的开发应用，比如农产品电商。但是农业总体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很难将增值利润最大限度地反馈给数字技术投资者，而被其他相关主体低成本地分享。这对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的拓展应用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系统性优化。如果没有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予投入，数字农业将很难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记者：上述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钟真：农业科技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尽管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已经超过7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超过了60%，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关键科技和关键装备被“卡脖子”的情况，并且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产业差异和品种差异。例如，平原地区的粮食作物机械化水平很高，但是山区丘陵地带的经济作物机械化水平就弱很多，科技服务规模偏小，这导致丘陵山区发展经济作物缺少数字化的“总量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技服务的回报率不高，导致很多科技服务组织发展不充分，农业科技人员投入积极性不高。

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我国农民的现状是真正种地的人普遍年纪大了，年富力强的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我们课题组去年在四川眉山市三个县进行的柑橘产业社会化服务调研发现，那里数字化应用最多的是给农民提供果园解决方案，通过数字化的办法识别病虫害以及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帮助果农更好地管理果园。换句话说，就是给果农“开方子”。“方子”有了，需要农民自己去“抓药”，但实际问题是没有劳动力去“抓药”或者农民不愿意付出辛苦去“抓药”、“用药”。丰农控股旗下大丰收对其进行基地托管服务，给果农“开方子”，甚至把所需农药和化肥送到田间地头。即便如此，有些农户仍无法完成产中环节的最后半公里，没有精力施肥打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改造市场需求日益旺盛和多元化的柑橘产业面临的劳动力问题势在必行。

涉农行业从业者数字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但论种地，企业常常“种不过”农民，因为家庭经营已经被学术界大量证明是农业生产的“最佳”经营方式。但问题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采纳，需要相应的“数字化人力资本”与之匹配。尽管不少“泥腿子”通过网络直播、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了“弯道超车”，但大多数涉农行业从业者在面临数字农业时常常束手无策。因此，要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数字技术培训，提高其农业生产中的数字化信息化知识水平，为数字农业的规模发展提供足够储备力量，让更多农作者加入数字农业的队伍，成为主力军。

记者：看来在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关于人才培养，您有哪些思考？

钟真：是的，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发展数字农业，虽然核心要素是数据，但关键还在人的因素。2021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把信息技术培训、人才培养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内容，作出了统筹安排。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农业生产应该从以人为核心向以数据和人并举转变。从物质投入上看，以土地、劳动、资本为核心在向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转变，但这只是表象，归根结底还须以人为本，以人的能动性为主。从技术手段上看，以经营体系的内在规律为主在向越来越依靠人工因素转变。

现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制约是缺乏人才，有的地方甚至连人都缺。建设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离不开人才，既需要中高端的专业人才，还需要大量的技能型农民，所以要采用多种形式、多层次加强培养各类人才。特别是，初期的示范引领者缺失是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应结合乡村人才振兴，加大数字乡村复合人才的培养，支持数字乡村创新创业，推动数字乡村发展。

培养数字乡村人才，应该把打造乡村“数字文化”人才队伍作为“数字乡村”战略的重中之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人才实训和交流，培养兼具文化内涵、技术水准和创新思维的数字文化人才队伍。要想推动更多数字科技成果应用到田间地头，必须稳扎稳打，耐心培养更多一懂两爱、服务乡村的数字型人才。

记者：了解到您近期参与了一项乡村振兴数字化的落地研究，请问在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有值得推广的发展模式？

钟真：商业模式最大的驱动是数据，数据发挥驱动作用依靠什么？我想最关键的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人力资本”。而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我们了解的北京简耘科技有限公司的做法值得推广。

简耘是一家于2019年注册的专注于服务马铃薯产业的数字科技企业，团队深耕与马铃薯生产相关联的大数据算法领域，研发的马铃薯生长健康监护系统——“耕简单”，通过自主设计的土壤仪、气象站、无人机、户外相机、卫星遥感等设备，采集包括气象、土壤、作物营养、作物体征等种植数据，再通过人工智能系统中多个复杂且严谨的科学种植模型，将实时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马铃薯不同生长阶段，有针对性的提供精准种植建议，辅助农资经销商提升农技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过去，按照传统农资经销商的经营模式，每家经销商会有4-5名技术服务人员，对薯农的种植过程进行技术指导。但这些技术服务人员并没有监测工具，只能根据服务地块按部就班地去巡田，即便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人均服务面积也不会超过7000亩地。现在，通过“耕简单”提供的数据监测服务，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数据及时发现问题地块，目标明确，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技指导服务，单人人效能够达到1.5万亩地。

通过为经销服务商和马铃薯种植户构建数字平台，简耘以实时推送的方式让后者精准掌控田间生长和环境的状况，并按时发送最优化的田间管理方案，促进了农资经销商和农机服务商为农户提供精准农事服务，提高了资源配置和农技服务效率。

在农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中，依托传统的马铃薯种植业，简耘探索出一条“数据+服务”的现代农业盈利新模式。

记者：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在数字乡村治理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钟真：从我们团队近几年的实地调研和政策研究积累看，浙江的数字农合联值得借鉴的模式。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为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机遇。

作为国内“互联网+”现代农业的先行者，浙江省平湖市不断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数字农合联建设和应用为抓手，加快打造以数字化服务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生产服务、供销服务和信用服务的全面升级，加快构建数字农合联社会化服务体系。

数字农合联在平湖已经完全实现了数字化，包括农药化肥的施用，没有用完的农药以及农药化肥包装袋的回收等。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还可以追溯到农药化肥谁买的，买了多少，用在了哪个地块，包装袋有没有被回收，回收以后是否获得补贴等，只需扫脸识别，相关的所有数据都在后台了。

另外，一些定点的农场安装了很多物联网的设施设备，种植的农产品施了什么肥，什么时间施的，什么时间采收，谁运输的，到达供销社的社区店后怎么卖的，什么时候卖的，什么价格等所有的环节都是可追溯的。所以，供销社在数字农合联后台可以看到所有的投入和产出的数据。2019年，平台上线试运行，2020年完成二期建设，平台目前已有用户3.1万名，服务超66万次。

目前，数字农合联已经在全省得到推广，接下来可能会成为浙江省数字化改革里的重要一项。落实今年的一号文件，浙江省的重点任务就是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都要实现数字化，这也是全省农业农村工作的一个亮点。

记者：立足“十四五”开局之年，请您谈谈数字农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充分发挥数据的经济作用需要注意什么？

钟真：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新生产要素，数据红利释放对破解乡村低水平发展困境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战略意义。

加强数字生产力建设，持续释放数据要素红利。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已经从投入阶段发展到产出和分配阶段。数据要素利用能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变迁，优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还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激活城乡要素资源流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建设针对农业技术、生产、管理、经营、服务的基础数据资源体系，统筹建设针对农产品种植、培育的数据系统，为农业农村精准管理和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抓住数字农业的市场机遇，赢得现代农业发展。我国正式进入“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的时代。当前，拥有核心知识产权，技术过硬的企业并不多，行业内优秀品牌企业稀少，企业若能抓住机会，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降低成本，真正解决客户的实际困难，严把质量关，必会占领市场。

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先行。利用好数据要素还需解决好数据采集、分析和应用三大问题，这不仅涉及硬件智能设施的配套使用，也需要数字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匹配。

不断加强数据要素治理，确保数据安全。农业大数据如今已是一种战略资源，以数据驭动农业信息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经过与其他要素的融合，可以提升农业生产力。伴随农业信息化的加速发展，数据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也可以说是原动力。随着农业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应该如何对其加强管理、明细产权和分配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等也是不能逃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