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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长期的收入预期改变，就不存在报复性消费

新京报：与2003年非典相比，你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冯卫东：不管是影响的广泛程度还是严峻程度，以及持续的时间，新冠肺炎疫情都比SARS要严重得多。

其实SARS是一个非常局部的预警，并没有改变全国人民、更没改变全世界的经济预期，但这一次大家的经济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

新京报：你预期疫情大概什么时候结束，以及疫情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会持续多久？

冯卫东：疫情何时结束还不好说，因为它已经扩散到全世界，造成全球流行，这会导致可能处于持续长期防御的紧张状态。

由于存在输入性病例，疫情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其实，已经复工的企业也碰到一些困难，因为上下左右的合作伙伴可能没有同步复工。

而且即使复工了，彼此的经济预期产生分歧，过去正常的商业合作，因为预期的改变也需要重新考虑，这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新京报：原来担心复工情况不理想，现在反而担心可能失业率提升。

冯卫东：是的。

复工以后，全球的产业供应链的预期没有恢复，单一的复工，实际上并不能有效运转，全球经济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这会导致大量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需要时间的。

经济是一个生态系统，如果是小冲击，要素重新配置消化会很快；但如果需要重新配置的要素太多，消化的时间就会非常长。

新京报：因此，最初市场预期的“报复性消费”可能并不会出现？

冯卫东：对。

2003年的“非典”没有对经济预期产生影响，大家对未来收入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压抑的需求会报复性反弹，集中释放，就像双11提前释放一样；

但是如果长期的收入预期改变，就不存在这种报复性的消费。弗里德曼最有名的学说是终生收入假设，简单说就是我们当前的消费实际上不是受当前的收入决定，而是由终生收入预期决定。

如果终生收入预期乐观，大家就敢于负债消费，比如贷款买房；但如果终身收入预期不乐观，贷款买房和还本付息的经济预期受到打压，你就不敢随意消费了。

新京报：疫情结束后，你认为消费领域会出现哪些新的趋势？

冯卫东：疫情期间，用户对线上的消费更熟悉了，这克服了一些获客和交易成本，例如在线教育、电商等行业会有所发展。

另外，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些东西，比如日常对健康的重视，因此跟大健康相关的品类都会得到发展，包括保健品、健康管理等。这些领域也是天图所看重的，属于消费升级的大方向。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有些领域消费的增长比收入更快，美国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这样成熟的消费市场里，只有两个领域的消费是快于GDP增长的，一是健康，二是教育。这种情况未来在中国也会得到同样的验证。

新京报：天图在新零售、新消费领域有大量的布局，这次疫情对这些被投公司是否影响？

冯卫东：线下收入为主的公司肯定受到一些打击，但天图也有很多被投企业是偏互联网消费的，例如在线教育的作业帮、生鲜电商的食行生鲜，它们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实现了数据的大幅增长。还有社区生鲜，像百果园，受疫情影响比较小。

卖水果的比卖蔬菜的受影响要小一些，这跟供应链的特点有关系，也跟企业的运营实力有关系，比如说一些夫妻店关门了，因为没供应链的支持。

疫情期间，物流费用大幅上升，对蔬菜这类需要高频补货的线下店比较不利，但对于货架期长的水果是有利的，这段时间水果的需求量也没下降。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美国一年人均消费280杯咖啡，但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消费那么多的咖啡，这种差异在新消费领域里是常见吗？

冯卫东：非常常见。

新消费有两类，一类是通过技术创新来节省用户的时间，这是全世界普适的，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在美国家庭的渗透率有多高，未来在中国也一定会达到同样的高度，这是共通的。

另一类是跟生活方式相关的，如餐饮、饮料，即使中美有再大的差距可能都不会弥合。像咖啡这样重要的饮料品类，但在中国却有茶这样强大的替代选择，长期看茶还会占据较大的比例。

对于年轻人来说，咖啡的渗透率有可能继续提高，但对于年龄大的人来说，咖啡这种对胃有刺激性的东西需求反而会下降。

我问过三位30岁以上的用户，他们认为茶可以喝一整天，但一天不能喝很多杯咖啡，不然胃会难受，这跟生活方式、传统消费习惯挂钩。

新京报：近年来餐饮行业的热点变化很快，前一段时间可能是小龙虾，最近可能是牛蛙，对创业者和投资机构来说，是否应该追逐热点？

冯卫东：餐饮行业的规模是极其巨大的，热点变化很快，但投资机构是不能过于去追求热点。

比如说奈雪的茶，为什么它不会是昙花一现？这背后是投资机构怎么去看待判断它的趋势。

茶是持久的，烘焙面包也是持久的，这些品类都是通过无数的时间考验的；用户对社交和空间的需求，也是持久的，几百年前中国人就需要在茶馆打发时间，现在我们要找个地方谈事，星巴克就证明了这样的需求。

如果能将这些生命周期长久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它也会成为比较有生命力的品类。当然有时候突然流行一个新的食材，今天流行牛蛙，明天流行螺蛳粉，这些品类就不一定值得投资，它们有可能只是一个小众的品类，流行一阵子就不流行了。

新京报：疫情期间“无接触配送”被广泛应用，假如无人零售在此时才出现，是否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冯卫东：历史不能假设，但从成本的角度分析，无人零售出现在合适的时间点，肯定会出现更好切入市场的机会。

现在如果有一些在线的项目冒出来，用户尝试的成本会低得多，因为疫情期间别无选择，迫使用户去尝试在线，这样就给企业更多机会完成早期的市场切入。

但切入市场的成本降低，不意味着市场的情况变好。项目能不能在市场里沉下来，还要看长期有没有成本优势。

疫情能够帮助初创项目克服原来较高的切换成本和学习成本，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或者工具？

像自动售货机这样比较简单的无人零售已经被证明了，但无人零售在更大一点的场景和模式上还没有被证明。

新京报：疫情期间生鲜电商的渗透率跟复购率非常高，但疫情结束后留存率是否会出现下降？

冯卫东：是的，因为这段时间让生鲜电商的获客成本出现阶段性的改变，一旦疫情过去后，这些生鲜电商就必须在不同的路径之间去PK综合社会成本。

像天图投的食行生鲜，在生鲜电商里它的履约成本是最低的，因为它们通过在社区铺设生鲜柜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当然用户需要承担一点下楼的成本，但他们的时间是有弹性的，本身一天都要下好几次楼，可以路过顺便取，这样的履约成本比上门的低一半。

新京报：这次疫情是否会对今年投资行业造成新一轮的洗牌？

冯卫东：肯定会。

其实这次疫情来的时间窗口特别糟糕，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从2018年下半年进入所谓的资本寒冬，加上资管新规的出台，导致2019年仍然是资本寒冬的延续，今年估计还会进一步趋冷。

同样是预期问题，比如有些项目仍处于战略亏损期，投资者就会考虑，如果我给了项目资金以后，经济环境一直没好转，那我就要等着别人来救。

这样大家都会变得保守，未来的投资难融资难，投资者也会变得谨慎。这自然会导致投资机构的洗牌。

那些在资本寒冬里拿不到钱的投资机构，基本上要冬眠或者转行。

同时，这也对创业领域产生洗牌，过去资本市场繁荣的时候，很多高歌猛进的初创企业，尤其是通过烧钱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企业也会受到抑制。

但从好的方面想，疫情可能会逼出来更多的创新和效率的提升，创业者变得更理性，公司不那么烧钱。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些机会偏爱这些优秀的创业者，即使是这样的时候也还能找到融资。

新京报：你有什么建议给当下的创业者吗？政府可以在哪些方面帮扶他们？

冯卫东：要从最坏的情况来考虑生存，生存是第一位的，缩减成本是优先要考虑的。

从长远来看，这次疫情都给大家进行了一次风险教育，未来每个企业都可能需要让公司的成本更具有弹性，更多的业务可能需要外包，外包也会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近期政府针对小微企业推出的政策肯定是有帮助的，从短期来看这是输血的工作，但从长期来看造血更重要。

当然，政府本身不是生产部门，但它可以提升效率，降低制度费用，像电子政务已经有很大的改进。

另外，我们的税收结构可以更合理一些，持续性的减税是不可能的。如果政府的开支没有减少，赤字怎么办？

从长期看，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关键是要简政放权和提升效率，大幅优化企业用于非生产性事务的时间。

新京报：今年会不会出现一波并购潮？并购者跟创业公司应该怎么样把握这样的机会？

冯卫东：像出现这样的行业大洗牌的，一般说来并购的案例数会增加。

其实不光是并购项目的供给方增加，需求方也认为这时候并购比较便宜，能够低成本地获得一些资源、人才和商业创新，所以疫情应该会促进并购的发展。

新京报：今年天图的投资计划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冯卫东：天图的投资理念和策略还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可能在投资节奏上慢一些，但是我们专注的领域和投资的方法不会有太大变化。

今年天图将继续专注在大消费上，同时更加去留意一些创新的元素，比如消费升级、新的商业模式以及对新技术的利用。

新京报：你如何看现在这种to b端类型的创业企业？或者是最近特别火热的企业办公类的这种软件，它可能会在针对b端的这种企业来做一些工具上和效率上的提升。

冯卫东：疫情期间企业级市场异常地繁荣，企业被迫去学习和熟悉远程办公的软件。

当然，阿里（钉钉）和腾讯（企业微信）是最大的两家协同办公工具，但还是有一些新的企业诞生，我认为总体上这会是巨头的市场。

新京报：在互联网的竞争格局里，巨头往往是难以绕开的，创业者选择赛道时要考虑哪些因素？

冯卫东：其实再大的企业，它的能力也是有边界的，企业成长到一定程度，它对单个领域的投入是不够的，这就相当于派一个将军去打仗，将军需要随时向中央请命，这样灵活性和创新力是不足的。

当然，巨头有一些必争之地，它们不追求效率，花钱也要追，这些领域是创业者需要适当回避的。

其实我们回顾过去10年，可以看到有新的巨头冒出来，这好比在腾讯的流量封锁下，没有想到今日头条的崛起。

新京报：所以在互联网的创业里，资本并无法决定一切，还需要创业者自身的创新能力？

冯卫东：这里面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里面说，有哪些领域是能干得过在位的巨头的？有哪些领域是巨头干不过创新企业的？

这种创新是巨头再有钱也没办法对付的。

新京报：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后者？

冯卫东：这要考虑巨头的必经之路，投资者要适当回避，但也可能跟巨头做竞争。

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项目，确实是在巨头的必经之路上，某一个阶段还做得不错，但是巨头短期内不需要挣钱，它就是必须要占住这个位置，最终项目也得卖给巨头。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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