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种大宗农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谷物及肉奶产品尤为甚者。以粮食为例，若按完全要素成本评估，且按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价格来销售6亿吨粮食，亏损1.16万亿元。

如果按照近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形成的平均价格1斤1元计算，则亏损0.8万亿元。这还没有计算国家支持下产生的其他隐形成本。

按照完全成本计算的亏损，并不一定导致大面积的农户在财务上短期内陷入困境，否则无法理解中国农业还在发展、粮食还年年增产，且土地撂荒并不严重。

一是政府补贴部分弥补了农户的经营成本，缓解了农户财务困难。估计中央加地方对种粮的补贴在2500亿元左右。一些地方对种粮的补贴每亩达到500元。

二是隐形的资本折旧及资本利息支出由政府支农资金负担一大部分，没有形成农户的直接财务成本。政府历年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这个过程如果终止，麻烦就会很大。

按多方数据估算，欧盟与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加起来也比中国支农资金少很多(不算美国农业部的食品补贴计划支出)，足见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压力有多大。

三是中国农户对自己工资报酬的牺牲。在目前农业雇工经营中，日工资水平大约为40～100元，但农户在自营农业中不一定按市场价格核算自己的工资成本。城乡之间劳动力转移越是困难，这种核算越不可能。自营农户可以把自己的日工资压低到一天的基本生活成本，例如10元左右。

四是地租成本对自营农户来说是隐性的，农户不必支出。但对租地经营的大农户，这个支出是刚性的。从今年得到的消息看，已经有一些大农户在粮价下跌的情况下开始缩小经营规模，直接原因是支付不了地租。

此外，资本成本的一部分也是隐性的，不构成农户的财务约束。农机补贴、贷款贴息、保险补贴等都构成国家对资本成本的负担。

如果不存在以上因素，中国农业在农户财务预算上就不可持续。

竞争力缺乏的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农业劳动投入多，劳动生产率低下。

中国谷物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大约为美国的1%;按实际劳动时间折算，这个数值也不超过5%。而中国农业领域日工资水平已经达到美国最低日工资的20%。劳动成本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农业产业链上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

二是农业技术模式比较落后。

例如，谷物生产对灌溉的依赖过强，种子更新过于落后。欧美的谷物生产一般为雨润农业，较少灌溉，由此极大节约了劳动成本与固定设施维护成本，并有利于大型机械耕作。按笔者近年调查，中国主产区谷物生产的灌溉因素形成劳动总成本的30%左右。

三是农业生产中的物质投入不经济。

中国农业的单位生产量的化肥、农药投入长期高于农业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单位面积使用的化肥量约为美国的3倍。

四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费用高昂。

据笔者调查，土地流转中的地租几乎相当于小规模农业经营者的全部纯收入，流入土地的农业大户的纯收入实际上获得了规模经营产生的好处，其劳动投入于未得到回报。

粮食转化为饭桌上的食物，成本又有不少增加，但因为“顺价销售”一类的努力，不少成本就由消费者负担了。于是，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很高，现在仍然在30%以上，而美国的这个指数是12.6%。

美国人口约为中国人口的1/4强，食品开支竟然是中国的1/2弱!如果美国人饮食习惯与中国人相同，其恩格尔系数会在6%以下!这个巨大差异便是农业竞争力差异产生的。

中国粮食生产能否“扭亏为盈”?

笔者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粮食生产有几个成本大项是可以调整的。

先说劳动成本。笔者访问山东德州、江苏射阳等地的规模经营农户，发现粮食生产单位面积的劳动成本随着农户经营面积的扩大而显著降低。

万亩规模的农户，1亩地的劳动时间可以是半个工日(实际上还有降低的潜力)，约是现在平均水平约1/8。假若这个成本只降低一半，则粮食生产的劳动成本为2100亿元。

再看隐性的地租成本。按照农业发达的市场化经济体的情况，中国隐性的地租可以降低80%。这样，粮食生产的地租成本可以降到1600亿元。

资本成本也有降低的空间。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笔者在这方面的数据依据不足，但从同样设备的价格及银行利率等因素看，资本成本降低30%左右是有可能的，即资本要素成本能降低到2000亿元。

以上几个因素加总，粮食的要素成本可以降低到5700亿元!即使按照国际市场水平计算农户财务状况，也有相当的盈利。如果将农业工日的工资单价提升到城市务工水平，按120元计算，要素成本为7800亿元，仍然有一定利润。

此外，据笔者调查，比起一般小农户，规模经营农户使用化肥、农药更合理，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环境保护，有利于降低农业的社会成本。

实现以上降低成本的目标，要靠深化改革，而不是一味增加财政支持。

亏损1.16万亿之计算

本文算一个粗略的大账。粮食16亿亩播种面积，按1季的地租每亩约500元计算，地租作为土地的“贡献”，达8000亿元;劳动报酬按目前劳动生产率水平，现有粮食总量生产出来，需要约70亿个工日，一个工日按60元计算，合4200亿元。

按高限估计，中国粮食生产的资本存量(包括政府投入及农户投入的资本存量)约5万亿元，资本报酬(不是生产资料消耗)按3000亿元计算。这样总计，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成本应该是15200亿元。

中国粮食售价中，生产资料消耗成本每亩每季约300元(包括资本折旧)，总额为4800亿元。若按中国一年粮食产出6000亿公斤计算，这些粮食的要素成本与消耗性成本总和刚好为2万亿元。

如果按照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价格来销售这些粮食，平均每公斤粮食卖1.4元，则6000亿公斤粮食可获销售额0.84万亿元，亏损1.16万亿元。如果按照近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形成的平均价格1斤1元计算，则亏损0.8万亿元。

上面这个估算不会很精确，且任谁也准确不到哪里去。上述计算若大致符合基本形势，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就是有意义的。

对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提升不必丧失信心

有朋友认为，中国农业竞争力不可能比得上欧美，尤其不可能比得上美国，因此，现实的路是两条，

要么通过类似多设置非贸易壁垒的办法，尽量不进口农产品;

要么敞开市场，让市场确定一个平衡点。

前一个办法不可行，后一个办法已经迫不得已在使用。但事实上，中国农业竞争力提高前景远没有那么悲观。只要改革措施跟进，城市化速度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可以保障农产品的充分自给。

中国粮食生产的单位重量成本下降30%左右，并引起价格下降同样的幅度，粮食的进口优势就将不复存在。

笔者的案例研究表明，这个门槛在中国并非不可逾越。例如玉米价格不超过0.7元，就有了竞争优势，而在我国农业规模经营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覆盖玉米市场的全部成本。其他大宗农产品基本也是如此。所以，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完全不必悲观。

对有机农业不必额外关照

发展有机农业在我国呼声很高。很多研究者、媒体领袖、文化名人都为有机农业站台呐喊。有机农业的话题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个最高道德话题，如果谁有异议，就会被冠以人类公敌帽子的风险。这里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利益集团背景，单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观点其实相当浪漫。

有机农业在欧盟发达国家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种植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10%。

按照大行业分类，美国有机食品的销售额目前为350亿美元，但2014年美国农业与食品行业的GDP为8350亿美元，前者为后者的4.2%。若统一为GDP指标，这个数值还会更小。所以，有机农业并不是美国农业的主流。这不是说美国不重视农产品质量与安全。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的关于普通农产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不少人对转基因技术有很多误解，一些流传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美国在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只是对这种技术的应用有严格的规定，并要求使用了这种技术的农产品不能标注为有机农产品。

有机农业

美国有机农产品生产要求

生产过程中不使用转基因生物或离子放射，也不曾使用违禁杀虫剂、人工化肥或污水物，不得给牲畜使用抗生素或生长激素。这种规定势必使有机农产品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市场价格不菲。与大宗农产品相比，有机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自然很低。

化肥、农药、转基因种子的使用极大降低了农产品的成本。美国转基因大豆每公顷产量能达到20吨以上，为我国东北地区平均单产的5倍左右，产出效率十分惊人。

美国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很低，如果只吃有机农产品，美国人恐怕只能饿死。事实上，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6%，为世界最低，其原因就在于食品价格低廉。

这种消费结构致使美国人敢于消费，敢于将储蓄率降低到4%以下。同时，美国人因为不愁吃穿，加上住房(品质高于我国;独栋房屋与单元楼房的性质不同)价格相对低廉，职业选择敢于由兴趣主导，自然有利于提高社会创新能力。

关于化肥、农药及转基因技术的使用，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已经出台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其内容这里不再转述。

今后的政策调整重点，应是在保障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度采用先进技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经济部门转移，降低农产品成本，让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逐步下跌，以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性方向。

至于食品风味等要求让有机农产品生产去解决。千万不要让有机农业绑架了普通中国人的饭碗。通过这个改革路径，有可能把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35%以上逐步降低到20%左右。这是人民富裕、国家强大的的基本标志。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供应品种比较简单，但价格相对低廉?

就是因为一些高成本的农产品在没有政府特殊补贴的情况下价格高昂，一般民众买不起。只要确保大宗农产品安全，老百姓也愿意用它们替代那些价格高昂的所谓美味佳肴!中国农业也必须如此，在大宗农产品(主粮、主菜、牛奶、禽肉)的安全上下功夫，让基本大众吃得廉价、吃得安全!

帮助农民的根本办法是给农民更多自由

农民收入低，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多年来的一个老话题。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在中国，近半农村常住人口长期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当然不合理。特别是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与发达国家形成显著反差。

怎么办?

一种看法就是主张全方位的城市反哺农村，让数亿农民就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收入增长。这个主张很有浪漫主义性质。

农民收入低，主要原因农民的平均有效工作日少。在“小农户+社会化服务”模式下，1户农民种10亩谷物需要的劳动时间平均约为60天左右，且为简单劳动。这个年度工作量约是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量的22%。

但目前全国农民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3.3%!要知道，全国平均的劳动复杂程度要比农民高。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是就业充分程度的差异。

如果单算一个工作日的报酬，农民的收入并不低于城市居民。这也说明，提高农民收入如果主要靠国民收入再分配，甚至靠慈善救济，并不具有公正性。农民收入增长最终出路是减少农村劳动力，使留在农村的劳动者转变为就业充分的专业农民。

慈善家的农业浪漫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农村女性的关怀。当今世界，性别不平等仍是一个突出问题。

保障女性平等权利不仅是文明推进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业发展领域，针对农村女性的发展举措已经有浪漫主义倾向。多年来，在农村扶贫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对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发放小额贷款，并特别倾向于将农村妇女作为接受贷款的对象。

2015年，中国各级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00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但从严格的计量研究看，小额信贷对持续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由妇女来签约接受信贷，多少会有利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也多少会避免男子恶习所造成的贷款损失，但总体看作用不会太大。

带来一个社会贫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基本问题不解决，性别权利问题也不会解决，即使有信贷工作者的介入，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不平等问题。

解放农村妇女的重要出路是城市化。经验观察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城市化的利益。在城市，收入的性别差异要小于农村。

有资料表明，纽约的女性平均收入要高于男性。有研究文献报道，女性更容易受到传统伦理关系的伤害，而向城市迁徙，增加了女性的自由幸福的获得感。

从大的方向看，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女性地位，主要办法是帮助农村就业不充分的女性进入城市谋生，而不是给她们一点小钱，把她们拴住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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