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毛主席时代农村水库，水电站纷纷荒废，农业科技推广站也名存实亡。依靠集体的力量把全国农田改造成大寨式的保持水土，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这种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道路显然办不到了。    

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已经变成了唯一的出路。于是，共和国后30年的农业，抛弃了共和国前30年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农业，施用化肥、农药只是起辅助作用生态农业模式，走上了一条种田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养殖大量使用激素的“美国式”化学农业道路。    

由于中国耕地不到美国的一半，为取得更高的产量，今天中国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单位数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数倍，成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化学农业。当代农业生产与食品供应遭遇了三重危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水资源危机。  

在工业化农业系统中，生产与过去同样多的食物，我们现在用的水相比过去多了十倍，因为农业成为基于化学品的农业。75%的土壤已经失去了肥力，并且正在向沙漠化发展。联合国已经认识到，化学农业方法是造成土壤非常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众多小农户生活的农村地区的生存能力相关的巨大的危机。土地流向高资本投入的农业，种子成为专利的，消耗越来越多的肥料，使投入成本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农药造成极其严重健康危害。化肥过量使用造成的土壤板结。

我国人口数量庞大，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面对耕地面积的大量减小粮食产量下降，为提高产量，施用化肥是大部分农民选择的重要途径。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施用化肥数量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农业种植化肥施用量为5911.9万吨，比2000年增长42.3%，比2010年增长6.3%。

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土壤和水体造成危害而设置了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我国已经达到了400公斤/公顷以上，远远超出发达国家每公顷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过度使用化肥造成土壤地质下降，因此化肥使用量并未与农作物产量成正比。

目前在全球高氮化肥用量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类型，2000～2008年九年中，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增长了35%，粮食单产净增加为315公斤/公顷。  

其他类型分别为：“减肥高增产”类型，如德国、以色列、荷兰，在2000～2006年7年中氮化肥总用量较90年代下降9%～26%，粮食单产增加约500公斤/公顷;“减肥低增产”类型，如韩国、丹麦、英国、法国在氮化肥用量下降17%～33%条件下粮食单产为较低增产(同期增加为211～296公斤/公顷);“增肥高增产”类型，如越南、孟加拉、埃及、智利等，同期化肥用量增加了20%～69%，粮食单产净增加超过400公斤/公顷，最高达1173公斤/公顷。    

化肥使用过量农作物对肥料中的必要元素利用率不高，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造成每年上百万吨氮肥在其被作物吸收之前就以气体形态逸失到大气中或从排水沟渠流失，造成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和空气的污染。

除了不合理使用化肥对土壤造成破坏之外，农药不合理使用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倍—5倍。

目前我国农药的利用率不足30%，近年我国农药的年使用量达120万吨以上，其中10%—20%附在植物体上，其余都散落在土壤和水中，对土壤、水源、空气及农副产品产生了极大危害。农药残留超标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农药使用不合理导致污染的加剧，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一是生态关系失衡，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二是土壤质量下降，使农作物减产降质；三是重金属病开始出现，人们身体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此外中国农膜使用面积已突破亿亩，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大部分农膜不易分解，不但破坏了土壤结构，阻碍了作物根系对水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了土壤肥力，造成地下水难以下渗，而且残膜在分解过程中会析出铅、锡、酞酸脂类化合物等有毒物质，造成新的土壤环境污染。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等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  

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经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据调查，中国75%的湖泊水和50%的地下水已遭受污染。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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