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这样评价刘永好：“从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

刘永好自己亦坦诚，“早期，我们是为了能够生活好一点；以后，我们是为公司形象好一点；再后来，就是为了兄弟们员工们大家日子好过一点；再往后，就是为了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有人说是绿色的，环保的，健康的。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我们做一些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这就是我自己的做事原则”。

经过36年的发展，刘永好一手创立的新希望，已从一家饲料业的龙头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涉及食品与农牧、乳业与快消、地产与基建、金融与投资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旗下拥有银行、证券、科技金融和基金等多种金融业态。2017年，新希望集团资产规模已突破1400亿元，迈上新台阶。

2018年——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对于67岁的刘永好来说，也许是另一个开始……

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

                                                        ——萧伯纳

1951年，我出生于成都的一个郊县，父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母亲是小学教员，后来因病早早退职了，全家7口人都得指望父亲维持生计。彼时，我是没有鞋穿的，我问母亲，“什么时候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母亲摇头叹息：“不知道”。

那时，城里有一条江，叫岷江。我小时候最高兴的是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大量的雨水涌入岷江，江面波涛滚滚，气势磅礴，壮观极了。不时还会有树枝或木头随着湍急的江水漂到我们跟前，我和伙伴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过去将木头搬回来。我就是这样在河边长大的，捡水柴，游泳。虽然家里很穷，但是很开心。后来开始创业，在最困顿的时候，找不到希望的曙光，我曾留恋地来到岷江，差点从桥上跳下去了……

1978年，中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政策透露出从计划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的风向。那时候的生活很困难，但我父亲依然鼓励我们学习科学技术。他是县团级领导，那个时候的《参考消息》只有县团级以上级别才能订阅，所以我家里就订了《参考消息》。通过《参考消息》，我看到世界的动向。尽管内容不够多，不够全，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基本的格局和脉搏。

大概到80年代的时候，我毕业了。我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学校教电子，也教机械。而那时，我大哥刘永言在成都906厂计算机所，二哥刘永行从事电子设备的设计维修，三哥刘永美在县农业局当干部。虽然当时我们兄弟四人都有着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我并不甘心每个月拿着38.5元工资，我们开始“不安分”起来了。

那时候没钱，我把最骄傲的自行车卖了，把手表卖了，总共凑了1500块钱，开始了我们的创业。

无线电技术那时刚刚开始出现，我们几个兄弟试着从装矿石收音机，到装晶体管收音机，再到装电视机。装一个电视机要用三十几个电子管，我们自己去买了各种各样的零件，后来装出了可能是成都市第一台个人组装的电视机。

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图像，听见声音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有这样的学习能力，有这样的技术，有这样的锻炼，这是我们不断向前探索的诉求。

那时，我自己装了一个音响，跟现在的卡拉ok音响类似，很多老师同学希望我帮他们装，装一个几块钱，我帮他们装了几个。有人说，你这样装，还不如到生产队去做点事，生产队有那么多小伙子，都是初中毕业的，也想做点事。可以在生产队装，有人要就要，不要可以拿去卖。

生产队长听说这个主意也认为挺好。我们一算，大概五六块钱就能够装出来，到街上卖十来块钱也挺不错。但是生产队大队书记一听说要分钱给个人，桌子一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这个事就没做成。

那一年听说中央在讨论动不动傻子瓜子的事，如果我们的工厂做成了的话，可能当时讨论的就是动不动刘家兄弟了。

不过，这也是我们第一个创业梦。80年代初太早了，不应该那时候做。

未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

                                                          ——歌德

第一次创业算是失败了，但我们并不甘心。我们天天关注媒体报道。我一个人订阅的报纸数量，和我们整个学校的订阅量一样多。收发室的阿姨和我说，你应该付给我工资。后来我发现，国家逐步在变革开放，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四川是先行者，当时比较出名的有安徽小岗村。

既然农村可以搞，我们就到农村去。

不过，创业是真的苦。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引入了良种鸡，分配给川西不同地区的农户饲养，好不容易从农业局拿到了分配表，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收农民的良种鸡蛋，骑了一整天挨家挨户去收，而且是用比普通鸡蛋高很多的钱收上来了200多个种鸡蛋，弄到晚上11点多快12点，从一个农户家里出来，刚用稻草把鸡蛋保护好装进去，在那种两边都是水的冬水田的田埂上骑自行车往前走，忽然从旁边蹿出一只狗，差点咬住我的脚，我吓了一跳，车子一歪就摔到了冬水田里。全身打湿了，鸡蛋也都摔糊了。

我顾不上疼，站起来在东水田里找，鸡蛋只剩两个好的，半夜12点，我就哭了……创业以来我从来没有哭过，就这样哭了，我哭的不是我摔疼了，我的衣服打湿了，我哭的是我一天的劳动成果，被这个万恶的狗给我害了，我拿鞋向狗扔过去，我冲着那个路跑了一百多米路……

我们要向银行贷款，银行说没听说过私人贷款，不给我们贷。没办法，给亲朋好友借一点钱，我们要孵化种鸡，种鸡没有卖出去，而且有朋友买了我们不少的鸡，结果撕毁了合同，实在没有办法，马上过年了，按照我们川西的风俗，到年底一定要还钱，还不了钱怎么办，怎么做人？

我们四个兄弟一块商量，有的说干脆不干了，不干了钱得还啊，有的说很多人跑新疆了，我们跑新疆就不回来了，有的说干脆跳岷江，一了百了，钱也不还了。后来我们决定，新疆不跑了，岷江不跳了，我们就把孵出来的小鸡，骑着自行车拉到成都的市场上，每天用筐拉着去卖小鸡，卖了十几天，我们小鸡卖完了，不但还了钱，还赚来了我们第一桶金。我们就是这样起来的，就是这样发展的。

后来，人人都说鹌鹑是“下金蛋的鸟”，产蛋率高，又容易大规模养殖，大家还说鹌鹑蛋的营养特别好，一个鹌鹑蛋相当于三个鸡蛋，因此价格卖的很贵，两毛钱一个。所以我们又从北京引进了几个鹌鹑种开始养。

我们在鹌鹑养殖上下足了功夫。当时，我们四兄弟都是大学生出身，专业各有所长，在技术方面，我们用电子计算机分配饲料和育种选样，并且探究出一条经济适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本钱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

我们那个地方（四川新津）成了全中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后面成为全世界第一的养殖基地。我们带动农民和周边老百姓养鹌鹑，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只，供鹌鹑种，卖饲料，收购鹌鹑蛋，把鹌鹑蛋和鹌鹑肉卖到五星级酒店，占据了成都市场，最后卖到全国。

本来无望的事，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

                                                      ——莎士比亚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泰国正大的猪饲料在中国卖得如火如荼，几乎占据了中国猪饲料市场的半壁江山。当时，“正大”在成都投资一亿元建了一家饲料厂，虽然价格奇贵，但因为对猪的增肥效果奇好，所以农民购买“正大”饲料还需要排长队。于是，就有些农民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生产和正大一样的猪饲料呢？”

我迫不及待地回到成都和几位兄长商量起了新的产业规划：放弃养鹌鹑而转产饲料，并作了详细的战略部署。

1987年，我们希望饲料公司在古家村买了10亩地，投资了400万元，建立了希望科学技术研究所和饲料厂，又投入400万元作为科研经费，找了国内外一批专家进行研制开发，同时将10万只鹌鹑全部宰杀。1989年，公司生产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开始推向市场。这时候，擅长销售和市场推广的我也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广告才能。

我租了一台刻印机，请一个写字好的朋友写好广告语。创意是我做的，稿子是我写的，刻是我找人刻的，贴是我自己贴的，每家每户猪圈都贴上了我们的广告。那个时候，这种广告方式成本低，效果特别好。而在我的大力推广下，“希望”牌饲料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销量就追上了“正大”。“希望”饲料的质量不比它差，每吨的价格却便宜了60块钱。

面对我们“希望”的不断蚕食，“正大”急了。价格战一触即发……但最后的结果是“正大”退出了成都市场，我们“希望”牌饲料一举确立了在中国猪饲料市场的霸主地位。

当时那句国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就出自于我之手。

你应该不顾一切纵身跳进你那陌生的、不可知的命运，然后，以大无谓的英勇把他完全征服，不管有多少困难向你挑畔。

                                                        ——泰戈尔

1992年，随着业务节节攀升，开始进军全国的希望饲料公司被我们改组为希望集团，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1995年，希望集团年销售收入20亿元，同时被中国饲料工业协会评定为中国100家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第一名，被国家工商局评选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的第一名。随着集团规模化的发展，1996年，我又组建了新希望集团。

1993年，我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当年全国两会，我以政协委员身份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个发言，叫《私营企业有希望》。当时我讲了这个题目，很多领导担心，你怎么讲私营企业有希望呢？不过我发言以后，人民大会堂响起了很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我讲得好，然后就开了一个两会新闻发布会，第一次让民营企业在那个地方面对全球讲我们中国的私营企业的进步和成长。

我在1994年当选为工商联副主席的时候，做了很多调研。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普遍反映最大的问题是贷不了款，而当时的国有银行是不给民营企业贷款的，只给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贷款。而且那时候的银行业经营也很困难，好多银行的坏账率达到20%，接近了破产的边缘。

于是，我们就想是否可以在银行领域做个试验田，由工商联牵头，由民营企业出资，办一个民营银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并得到大力支持。我们以工商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被批准了。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我是中国民生银行的倡导者、筹办组副组长，也是第一批股东，并被选为副董事长。给民生银行起名字的时候，我们想了好多，最后决定用民生两个字。第一，我们是民营企业；第二，我们为民生服务；第三，民生代表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关乎生活和民生之计，是非常广阔的事。

民生银行成立23年来，从13.8个亿，发展到现在6万多亿的资产总规模，仅每年500多亿的税后净利润，就是原来13.8亿的30多倍。它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它率先引进股东治理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率先在中国和海外上市，也率先引进国际投资，以及国际规范的治理结构。

当初，我们的初衷是办一个由工商联牵头的、由民营企业出资的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希望成为银行业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走出一条新的路。应该说23年过去了，民生银行不管从规模、收入、利润，为民营企业的贷款额，支持小微企业的服务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步。曾经有一段时间，民生银行的估值和招商银行一样多。

当然，民生银行的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管理层或其他一些变动等等原因，使民生银行受到了冲击。

但是总体来讲，民生银行还是好的，我们通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民生银行在探索更多的意义。

民生银行从小到大的过程，恰好是国家民营企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民营企业不断规范运作的过程，也是民营企业对国家对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过程。

实践证明民营企业还是可以做好银行的，所以才有了后面新一批民营银行的组建。要是民生银行没有做的话，我相信国家不会突然一下批准十几个银行，这也是它的贡献。民生银行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

                                                          ——林肯

我们从事农业产业已经有36个年头。首先在国内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起初我们就想搞音响，跟生产队一块去做，但是项目被“枪毙”了，认为我们搞资本主义，没办法我们只好到农村做农业。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我们从农村一步步走过来，到今天仍然坚守在农业和食品领域。

1998年我们开始去各国考察。当时，我们在中国已经是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但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布局？于是我们跑到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地方，最后发现那些地方比我们先进得多，我们到那些地方去不见得能做好。但在东南亚，我们较有优势，于是在东南亚先干了起来。第一个工厂是在越南，这个工厂建成到现在刚好20年。

起初，我们满怀信心，工厂建得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但结果产品拿出来无人问津，说我们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他们本能地认为中国货就应该是半价或者三分之一的假货。那时候所有的中国货都卖得特别便宜，所以我们生产的饲料根本没人买。很多越南当地农民还说，给你们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们了，因为当时中国货在越南是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很生气，但那时候的中国制造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怎么办？我们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中国制造、中国产品的形象。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提升质量，而且还千方百计改变他们对中国制造的印象。比如推出免费饲料，等农户赚了钱、猪养肥了，我们再挣钱，让他们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经过种种努力，我们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是卖得最好的饲料企业之一。我们的全球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最开始在东南亚（越南、菲律宾、柬埔寨），一步步走到斯里兰卡、孟加拉、南非、澳大利亚等，现在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有近万名员工。

想要懂得一门知识，先得承认自己无知。

                                                  ――列夫-托尔斯泰

五年前我们认真做了研究。2011年的时候集团销售额是800多亿，我们提出未来三年过千亿，结果2012年不但没过千亿，还比2011年少了一点，虽然少得不多。2013年仍然没过这个坎儿。

我们请了咨询机构来做研究，董事会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做讨论，通过大概半年的讨论，我们发觉，现在社会变了，市场变了，我们必须为消费升级，为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诉求而变，否则没有任何出路。

我们研究新兴的科技型企业，无一不是从无到有做起来的；其次多是合伙制企业，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到位；第三多是有创新创业和新技术的武装；第四多是国内国际业务的结合。

根据这几点，集团提出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年轻化，能够带来活力。过去几年，整个管理层的年龄下降了超过15到20岁，我们从高层到中层到基层，基本实现了高层40多岁，中层30多岁，基层20多岁这个格局，过去公司高层的管理者都是50~60岁，现在都是40岁上下，如果把我开除的话，会更低。

我们成立了草根知本等这样的公司，草根知本就是合伙制的企业，经过了大概三年左右的发展，现在已经孵化出了几十家公司。包括围绕消费升级的冷链物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方面，已经有一百多个合伙人。

我们变成一个平台型的企业，草根知本是个平台，下面有好几个产业，而这些赛道都是消费升级的赛道。草根知本在信息化格局体系下，五年以后再创立一个新希望，这是我们的目标。

包括新希望在内的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换句话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有新希望的今天。我们非常感激这个时代给了机会，感谢改革开放政策，也感谢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富裕起来带给企业的巨大的市场和机会。

没有改革开放大的政策，不可能有今天的私营企业，也不可能有新希望，这是大格局。另外，企业要埋头拉车，是指脚踏实地去做该做的事。具体包括产品、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这些叫埋头拉车。同时，企业要抬头看路，要看行业的路，要看市场的路，要看市场有没有发生变化。第三点，企业还要仰头望天，了解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转型、中美贸易摩擦等“大格局”的变化。企业要脚踏实地去耕作，埋头拉车；当抬头看路的时候，时不时的仰头望天，这三者结合，才有可能不犯大错误。

改革开放40年，新希望36年，已发展成为一个营收过千亿，以农业为主的集团化的企业。社会在进步、在发展，我希望，新希望再过40年还继续存在、不要倒下。因为民营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国内能够超过十年历史的民营企业不是很多，超过20年和超过40年的更加屈指可数。所以说，新希望的目标首先是活下去。再者，活得好，这很重要。第三是活得精彩。

改革开放40年了，中国经济已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准也极大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也更有自信。希望改革开放更加深化，希望通过持续改革开放来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压力，通过改革开放来持续提升广大民营企业的参与感，通过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创造力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的竞争力，这是我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头的新希望。

《私营企业有希望》

（刘永好在1993年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作为一名私营企业家，被安排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感到非常激动，止不住要在这个盛会上讲一讲我们的心里话。

首先，私营企业的发展，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希望”牌饲料是全国有名的产品，“希望”饲料集团是由我家弟兄四人创立的，饲料产销量位居西南三省第一的私营企业集团。我们弟兄四人大学毕业后都在机关、学校端“铁饭碗”。

1982 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浪潮的兴起，我们辞去了公职，从城里来到成都市郊新津县古家村。当时，我们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父亲 1938 年就参加革命，母亲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与无数革命前辈的奋斗，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我们四弟兄上大学，都是靠助学金读出来的，从小就有报效祖国的理想。

我在古家村当过四年知青，面对一个劳动日只值二角七分钱的现实，曾数次发誓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现在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们横下心来“下海”了。

我们卖掉家当，集资 1000 元，办起了“育新良种场”，开发出一整套鹤鹑养殖繁育生产技术，并无偿地传授给乡亲们，新津县很快就成了全国有名的鹤鹑王国。

党的政策使我们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但富了会不会被“枪打出头鸟”的议论却始终没有消除。

1986 年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视察了我场，大为赞赏，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使我们看到了未来道路的希望之光，为此我们将企业取名为“希望”。

1988 年我们投资 200 万元兴建了希望饲料研究所。1989年开发出“希望”牌高档饲料，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被列为国家级“星火计划”科研项目，连续获得国家“七五”星火成果博览会金奖，全国饲料工业新技术、新产品特别金奖，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产销量连续三年居西南三省第一位，成为可以和正大饲料媲美的拳头产品。与此同时，投资 1000元起家的“育新良种场”也发展成为拥有 11 家下属企业、自有资产1.3亿元、三年产值三亿多元的希望饲料集团。

十年中，我们流了多少汗水，但是再苦再累，我们坚持天天读报纸。我们可以几年不看电影和电视片，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必看。因为，只有时刻关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其次，作为私营企业．可以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希望”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古家村的巨变。如今古家村家家有小楼房．户户门口直通水泥路，有十几户还买了汽车，全村有70%的人从事与饲料产、供、销有关的行业。古家村一跃而成四川省首批亿元村之一。

“希望”公司还促进了新津县的经济发展。近三年我公司上缴税收500万元，人均年缴税二万元．私营经济上缴税收占全县总税收的 30 ％以上。我们还为办电、修路、扶贫、办学等捐、集资上百万元，深受各界好评。

“希望”公司还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围绕饲料产供梢一条龙，设立了5000多个销售点，安排了一万人就业，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我们三年生产30万吨饲料，由于配合饲料转换效率高，相当于节约 30万吨榷食，增加了30万亩良田，起到了节约耕地的作用。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私营企业感到有希望。

我作为四川省私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在与私营企业家的相互交流中，了解到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党把私营企业看成是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力量，是作常英明的，表示要抓住这次历史的机遇，轰轰烈烈大干一场。

我有很多位外商朋友，来投资前总要先同我聊聊。他们说一个地方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如何，是决定其是否到那里投资的依据之一。如果对本地的私营企业不重视，还怎么谈得上支持外来的私营企业呢？我就用公司这些年发展的实际例子，现身说法，结果很多人都打消了顾虑，踊跃到国内来投资开发。因为我坚信我们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

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至今，希望集团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去年初，我们投资1000多万元进行的新津希望饲料厂二期扩建工程，完工后将成为我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化饲料厂之一。

在重庆和绵阳市，我们分别投资1000万元建成了希望饲料公司。下半年在河南、上海和云南的昆明投资建立的希望饲料有限公司也即将投产。

我们还在成都西南航空港征地 148 亩，修建“希望花园”公寓和四星级大洒店。我们正准备投资3000 万元，筹建希望食品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美式红肠等系列食品。在江西、湖南、山东等地，我们还与有关国有企业洽谈合资、合作事宜，利用我们的经营管理及其技术优势，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要更好地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具体讲，要模范地做到爱国、敬业、守法和科技为本。

爱国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有利于国家；敬业是指勤勒恳恳、踏踏实实地创业，去努力开拓；守法即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

科技为本是指科技是我公司发展的根本，过去靠它发家，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争取五年之内，我们要把希望集团建设成为跨行业、国际化的现代化集团企业，为国争光！为我国民族工业争光！

内容本来源：正和岛  作者|刘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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